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大分裂时期。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原大地王朝更迭如走马灯，周边则环绕着十余个大小割据政权。这个武夫当国、兵连祸结的时代，也是区域经济文化艰难发展、最终孕育统一契机的过渡期。
央视一套开播的开年历史大剧《太平年》则以五代晚期，在东南一隅由钱氏家族统治的吴越国为视角，通过末代君主钱弘俶的人生成长经历，讲述他推行的“保境安民”国策和最终“纳土归宋”的和平结局，他的故事为这个纷乱时代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历史学家陶懋炳，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专注隋唐五代史领域。他的著作《乱世离歌：五代史略》以清晰的脉络、生动的叙述、精到的点评，刻画出了一幅立体感十足的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图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入挖掘，同时，又论及了契丹等周边各少数民族。将各个割据政权横向联系，置身于中原王朝的五代交替中，从中讲述了这些地方政权的生存之道。吴越钱氏就是五代乱世中兵不血刃和平统一的代表。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钱弘俶（左）和钱弘佐
吴越国的创立
吴越国的基业，始于唐末的动荡。其开创者钱镠（852-932），杭州临安人，出身寒微，早年以贩私盐为生，后投身地方武装，在镇压黄巢起义军的过程中崭露头角。他凭借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逐步削平两浙的割据势力。书中指出钱镠自知实力不足，便一直利用中原王朝扯大旗作虎皮，从唐末时他被授以杭、越两镇节度使，封彭城郡王。朱温篡唐建梁后，钱镠审时度势，接受后梁册封为吴越王，正式开启了钱氏对两浙地区长达七十二年的统治。
钱镠的统治哲学深刻影响了吴越国的命运。他深知在强藩环伺的格局下，吴越地狭兵少，难以逐鹿中原。因此，他确立了“奉中原为正朔”的基本国策和“保境安民”的核心目标。在位期间，他大力兴修水利，其中最著名的是修筑钱塘江海塘，保障了杭州平原的农业生产；同时鼓励海外贸易，使杭州、明州（今宁波）成为繁华港口。钱镠临终前留下“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等十条遗嘱，成为钱氏家族的传世家训。正是这种务实、内敛的治国方略，使吴越国在五代前期的大混战中得以偏安一隅，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后世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钱镠之后，其子钱元瓘、孙钱弘佐相继嗣位，均谨守祖训，使用中原王朝年号，维持藩镇格局。这一时期，吴越国内部政治相对清明。然而，947年，钱弘佐病逝，其弟钱弘倧继位。钱弘倧意图整顿军政，抑制权臣武将，却触动了以宿将胡进思为首的军事集团的利益。仅仅半年后，胡进思即发动政变，将钱弘倧软禁，随后假传命令，以其“中风”为由，迎立其弟钱弘俶为王。这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暴露了五代时期藩镇内部普遍的骄兵悍将问题，也由此将吴越国的最终命运，交到了钱弘俶手中。
钱弘俶的时代变局
钱弘俶是钱元瓘第九子。他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正月继位，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织的复杂局面。对内，他需安抚政变后的政局，处理被废兄长的安置问题；对外，中原政权正从后汉向后周更迭，北方强邻契丹时而南下，而江南的南唐国力正盛，对吴越形成压力。钱弘俶的国内治理延续了祖辈的务实风格。他奖励垦荒，免除新垦土地赋税；当有臣子建议核查隐匿丁口以增税收时，他不仅拒绝，反而杖责提议者，以示不与民争利的决心，此举大得民心。在其治下，吴越国保持了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成为当时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然而，真正的历史巨变来自北方。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宋太祖赵匡胤胸怀一统之志，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面对这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强大中央政权，五代以来的旧秩序开始加速瓦解。钱弘俶敏锐地感知到了时代的转向，他立刻遣使祝贺，并遵循藩臣之礼，因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名讳，主动去“弘”字，改名“钱俶”。宋太祖则对恭顺的吴越极尽笼络，加封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并保留其“吴越国王”的封号。在宋廷先后平定荆南、后蜀、南汉的过程中，钱俶始终积极配合，贡奉不绝。
真正的考验在开宝七年（974年）到来。宋太祖决意消灭最强的割据势力南唐，下令钱俶出兵助战。这是一个两难抉择：助宋攻唐，则唇亡齿寒；拒不从命，则给宋军讨伐的口实。钱俶最终选择了全力协同宋军，亲率大军攻克南唐常州，并派水师入长江助阵。此举固然有遵从中央号令的表象，更深层则是钱氏“善事中原”祖训在新时期下的实践，也是以小邦求存于强权间的无奈与智慧。
纳土归宋的决策
南唐灭亡后，吴越国已如瓮中之鳖，完全处在宋朝的军事包围之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钱俶遵循惯例入朝觐见新君宋太宗赵光义。这一次，他敏锐地察觉到气氛不同以往。中原统一大势已成，吴越的独立地位名存实亡。在开封，他受到了超规格的礼遇，甚至被允许“剑履上殿，诏书不名”，但这荣宠的背后，是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在朝期间，割据漳泉的陈洪进主动纳土，这一事件对钱俶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同时，宋太宗及其朝臣虽未明言，但暗示与施压无处不在。钱俶面临最终抉择：是凭借富庶的十三州土地和十万军队作最后一搏，还是顺应时势，以求保全宗族与百姓？随行的幕僚崔仁冀直言：“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此言点破了残酷的现实。
经过痛苦的权衡，钱俶做出了决定。他于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上表，“愿以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悉数献于宋朝。宋太宗欣然接受，诏令升扬州为淮海国，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其子弟臣僚皆获封赏。自此，立国七十二年的吴越国和平并入宋朝，两浙之地未动干戈，实现了平稳过渡。
这一决策，史称“纳土归宋”。它并非简单地投降，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行为。其动机既是对“善事中原”祖训的终极恪守；也是对强大中央政权和统一趋势的理性承认；更为重要的是，即钱俶所称的“不忍以一邦之民，久陷涂炭”，其核心目的在于保境安民。避免战争，使江南富庶的经济区和数百万生灵免遭兵燹，是钱俶最大的历史功绩。正如后世史家所评，吴越“终其世不为中国患，而百姓富实，文教蔚兴”。
钱氏家族的历史逻辑
988年，六十岁的钱俶在宋太宗赐宴后暴卒，成为一桩历史疑案。然而，其家族命运却因和平归附而得以保全并延续辉煌。钱氏子孙在宋朝世代为官，名人辈出，如北宋文学家钱惟演（钱俶之子）；直至近现代，钱穆、钱锺书、钱学森、钱三强等皆出自此族，堪称千年望族。北宋初年编撰的《百家姓》将“赵”姓排第一，“钱”姓排第二，正是对皇权与这一和平统一功绩的并重与纪念的体现。
吴越钱氏的兴亡史，是五代十国的一个缩影，更是一个成功的特例。它清晰地揭示了在这个时代，一个割据政权得以存续的关键：对内发展经济、安抚百姓以巩固根基；对外灵活务实、恪守臣礼以规避锋芒。钱镠的远见为王国奠定了生存之道，而钱弘俶的智慧则为其画上了一个符合历史潮流的句号。
钱弘俶的“纳土归宋”，标志着以和平方式完成区域整合。它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思路一脉相承，尽可能以政治赎买和制度安排取代军事征服，从而降低统一成本，减少社会破坏。钱弘俶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超越了个人与家族的得失，体现了对时代大势的深刻洞察和对民生福祉的终极关怀，为其家族赢得了“忠孝盛大”的千古名望，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段“兵不血刃而天下安”的佳话。（洪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