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谈年轻人“假性休息” 身心双重损耗引关注。关于加班制度和休息质量的讨论正在引起广泛关注。在这场关乎每一个“打工人”生存状态的讨论中，人们看到了制度改革的曙光，也听到了关于生命质量的深度思考。
全国政协委员陆铭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用人单位应规定员工加班时长的上限。长久以来，加班被包装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奋斗文化”，但陆铭认为这种失去边界的劳动正在以牺牲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为代价。规定上限是为日益紧绷的劳资关系安装一个物理层面的“刹车片”。
陆铭对“00后整顿职场”的评价也引起了关注。他建议00后不要进入加班文化，并认为所谓的“整顿职场”是一件好事。00后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对个人边界的守护、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正成为推动职场文化进步的力量。当一代人开始拒绝不合理的溢出劳动，旧有的规则才会有松动的可能。
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唐旭东则关注“内在的自我消耗”。他提出了“假性休息”这一概念，指下班后的年轻人虽然在健身房锻炼，但大脑仍在疯狂运转，复盘白天的工作，焦虑明天的任务。这种“生理脱产、心理挂职”的状态不仅无效，甚至有害。身体承受高强度运动的压力，大脑承受未完成任务的焦虑，两股力量交织让身心处于“双重损耗”的边缘。
唐旭东呼吁年轻人学会放空，感受意念与呼吸的统一。这不仅是科学的夺回“注意力和主权”的方式，也是真正缓解疲劳的有效方法。只有专注并消失在当下，那种深入骨髓的疲劳才可能被真正的休息所置换。
将两位委员的建议结合来看，可以发现一个闭环逻辑：陆铭主张把“时间”还给劳动者，而唐旭东则教劳动者如何把“灵魂”还给自己。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我们习惯了用体力置换财富，用时间置换效率。但随着2026年的到来，全社会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正在发生质变——人的全面发展才是高质量的基石。
根据相关健康报告，长期处于高压加班和假性休息状态的群体，其心脑血管疾病及抑郁风险比规律休息者高出近40%。这种“隐形成本”最终会由社会和个人共同买单。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规定了加班上限的打卡机，更是一个允许我们“不在线”的社会心理环境。当00后开始用实际行动对加班文化说“不”，当更多专家开始关注打工人的“呼吸和意念”，我们离那个更文明、更人性的职场或许就又近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