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陆铭建议减少不必要的加班。他认为普遍过度的加班文化侵蚀着职工健康，降低消费活力，抑制生育意愿，导致社会整体幸福感停滞甚至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高达48.6小时，按照一天8小时计算，相当于每周工作超过6天。有些『互联网』大厂甚至将晚上10点下班写进劳动合同。
持续的高强度、重复性劳动耗尽员工的精力与创造力，导致企业内耗较大，难以涌现突破性创新，也使企业形成对“人海战术”与“工时堆积”的路径依赖。当通过延长工时就能轻易获取利润或完成目标时，企业缺乏动力去投资技术、流程优化和员工技能培训。
陆铭指出，“隐形加班”泛滥，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导致员工深度疲惫。工作通过数字工具无休止侵入员工私人时间，使得个体长期处于“在线待命”的紧张状态，生活品质严重下降。且加班补偿机制严重缺失，加剧劳动不公。数据显示近60%劳动者在免费加班，仅26.5%能获得加班费。
为破解加班陷阱，陆铭认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联动、多措并举。他建议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工时、累计加班工时、加班工资的规定，强化监察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便捷、保密的劳动者举报通道；完善举证与仲裁机制，解决劳动者举证难的问题。此外，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明确界定“变相强制加班”的具体情形，使监管有更清晰的执法依据。
企业方面，陆铭认为需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赋能减少不必要的耗时与人工作业负担；引导企业引入先进管理方法，以成果产出而非工时长短作为核心考核依据。
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关注“离线休息权”保障。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连续三年关注“隐形加班”问题，从2024年提出“离线休息权”到2025年建议“制定周均工作时长”，今年继续推动相关立法。他指出，现行法律对“工作时间”的界定仍停留在“物理考勤”层面，导致“离线休息权”缺失，且各地对“隐形加班”的执法尺度不一，大量案件难以认定。吕国泉建议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增设规制条款，统一量化“实质性劳动”“明显占用时间”等标准，明确法定工时外劳动者有权拒绝非紧急的工作联络与任务，用人单位不得以此对劳动者进行惩罚。同时，应进一步明确线上工作、居家办公等新形态下的加班认定规则，让“隐形加班”不再隐形，从源头上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吴小颖指出，云技术、数据和算法的迭代使传统劳动形态剧变，工作场所虚拟化、劳动时间弹性化成为常态。调查显示，相当比例职场人几乎每天加班甚至需24小时待命，这表明以“固定工时、固定场所”为基础的传统权益框架已难以适用。
全国人大代表赵明枝则关注劳动者“为群所困”的现象，强调下班后通过手机随时响应工作的“隐形加班”问题突出，并再次呼吁保障劳动者的离线休息权。她提出在数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弹性工作制在实践中往往异化为要求员工全天候在线、即时响应，导致实际工作时间远超法定标准。由于这种工作模式缺乏书面审批、固定场所和明确的时长记录，劳动者的超时付出难以被认定为加班，无法获得相应的加班费或调休。因此，法律必须对生活与工作的边界作出清晰界定，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