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提案关注“隐形加班”泛滥问题 呼吁制度保障休息权！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全国法院审结劳动争议案件67.4万件，帮助追回劳动报酬241.2亿元。报告提及一起典型案例：余某因连续工作超8小时、闭眼小憩3分钟被辞退，法院认定此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48.6小时，超出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0小时上限。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原主任吕国泉表示，很多劳动者即使下班了，身心还随时处在加班待命的状态。随着数字办公软件和即时聊天工具的普及，隐形加班现象变得普遍，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劳动关系甚至家庭关系。
维权并非易事。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最高法特约监督员李正国指出，“隐形加班”维权难、举证难的问题十分突出。线上工作被切割成零散片段，劳动者很难提交连续的考勤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可能被撤回或删除，证明力易受质疑；即便认定了加班事实，如何将碎片化时间折算为加班时长，目前法律尚无精细标准。吕国泉用“四个难”概括这种困境：发现难、认定难、惩处难、纠偏难。
但困境并非无解。李正国建议，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要有意识地保存证据——通讯软件上的工作沟通务必保留原始记录，关键内容可定期截屏或录屏，并注意保存完整上下文；如果使用办公软件，相关审批流程、任务派单也应截图留存。面对非紧急的线上工作指令，还可以“留痕式拒绝”，用书面方式礼貌告知对方“现在已下班，明天一早就处理”，这既表明了态度，也留下了曾拒绝非紧急加班的记录。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劳动者只要能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加班事实存在，而完整的考勤数据由用人单位掌握，举证责任就转移给用人单位。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观察到，班加多了，年轻人普遍觉得没时间消费，甚至没时间谈恋爱、结婚和生孩子。要从根本上破解这一困局，仅靠个体维权远远不够，还需要制度保障。司法层面正在积极回应——最高法已明确将“付出实质性劳动”和“占用时间明显性”作为线上“隐形加班”认定标准。武汉李女士因微信加班获赔9万元，北京王某线上会议案获赔1.9万元——这些案例为劳动者维权提供了范本。
吕国泉建议在劳动法立法层面引入“离线休息权”概念，让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之外、工作岗位之外，有权从事自己安排的活动，不接受非紧急的加班任务，且用人单位不能因此惩罚职工。他还建议将“隐形加班”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让劳动者能理直气壮地维护权益。陆铭也对一些特殊的职业表达了尊重和理解。保障休息权需根据企业性质和工作特性差异化对待——制造业、常规公共服务等岗位较易规范工时，但关键岗位、应急服务、媒体采访、高校教师等职业，因需应对突发情况或服务对象需求，难以严格限定在8小时内。以自身为例，陆铭作为大学教授，除授课外还需从事科研和指导学生等工作，总不能把手机关掉，8小时以外不让学生给他打电话。需不需要加班，得结合岗位实际形成社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