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平均每20秒就会诞生一首新歌。
随着AI的发展，这个速度正在指数级加快。
问题随之而来——好的音乐似乎正在变少？音乐产业正在被技术如何推动着？音乐人该如何应对汹涌的时代洪流？当创作变得唾手可得，我们该如何衡量一首歌的价值？音乐的本质有哪些变与不变？
这些问题，没有人比李泉更有资格回答。
他是我喜欢的音乐人。
作为中国流行乐坛的独树一帜，李泉的职业生涯横跨多个时代。很多人知道，他是“钢琴诗人”，也是成功的歌手、制作人，他的创作《走钢索的人》《我要我们在一起》被奉为华语流行经典；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几十年前就梦想用互联网的逻辑分享音乐、在今天无比看好AI的颠覆一切，甚至他自己曾尝试过在技术领域的创业。
他邀请我走进他的工作室，一起聊聊音乐和人生。
春夏之交，庭院里的树都绿了，枝桠的光影照在木质钢琴和白墙上。屋子里还有很多乐器，键盘、吉他、架子鼓，还有一些简易书架、绿植、水影灯。这也是他日常录制vlog的地方，他开始做自己的账号。
他对我描述着自己的定位：“我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面对我的上辈的时候，我是大逆不道的，而我现在又面临一个大逆不道的时代，好像我又在坚持着什么。”
这也道出了他身上那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先锋、坚持与叛逆。
他被浪潮选中，也被浪潮反复冲刷。
他曾对时代大逆不道，也因时代的大逆不道而沉默。
我问他：“音乐是我们的软肋吗？”
他回答中透着脆弱：“至少是我的。”
我提醒他他：“你得继续创作啊。”
他坦诚：“我不是每天都很努力的。”
今天，时代的“大逆不道”，起因于算法的统治。而他和大多数的专业主义者一样，主观不迎合，客观不讨巧。
「我有嘉宾」在过往的九年里，塑造了太多的英雄。他们都是绝佳的时代样本：被时代成就，也成就了时代。
而第四季的第一位嘉宾，一反过往。我选择的不是去纪录一个企业家对时代的感谢，而是一个专业主义者对时代的表白。
李泉的人生轨迹，与中国音乐产业的技术迭代曲线，呈现出一种惊人的相似。他的人生选择，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带着一种微妙的“逆行”色彩。他并非刻意对抗潮流，而是在潮流的裹挟中，一次次本能地游向自己认定的方向。
唱片时代
李泉的音乐之路，始于一个与艺术理想无关的务实动机。
他4岁开始学琴，并非因为家人寄望于培养一位艺术家，而是为了一个在当时至关重要的目标：解决上海户口。
他的父母被分配到贵州山区的工厂工作，年幼的李泉因为营养不良只好被送回上海。在那个年代，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是极少数招生时，可以将学生户口带入学校的机构。考上音乐学院，意味着一个孩子可以凭一己之力，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略带沉重甚至有些荒诞的起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李泉的底色。
然而，当他真的走入上海音乐学院这座古典音乐的殿堂，青春期的荷尔蒙让他做出了第一次“逆行”的选择。他迷上了流行音乐，这在当时等级森严、充满鄙视链的学院环境里，无异于一种“大逆不道”。
矛盾在他和家人之间爆发，因为父母送他学古典，并非是为了让他去做这些迎合庸众的“弹弹唱唱”。这种新旧观念的冲突，在一个生动的家庭细节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李泉已经发行了几张唱片后，他带着从小教他弹琴的奶奶去听自己的第一场音乐会。结束后奶奶说：“唱得还不错，可是幸好没有被你去世的爷爷听到。”
他的这次叛逆，恰好与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次井喷同频。90年代的中国内地唱片业，用李泉的话说是百废待兴。他在大学期间签约了魔岩唱片，成为这个黄金时代的一员，他也和北京的“魔岩三杰”成为同一个时代的音乐人。
用他的话总结，那是一个诱惑相对较少，可以专心做音乐的时代。
数字时代
2000年后，MP3格式和P2P下载技术如洪水猛兽般席卷而来。
2004年初，盗版刻录光盘开始危害正版音像市场。一些音像发行企业由于不堪盗版的冲击，造成亏损连连甚至倒闭。唱片销量断崖式下跌，传统的唱片工业体系几乎被摧毁，无数唱片公司陷入生存危机。
面对盗版，大多数音乐人的心态是沮丧和无力。但李泉和他的朋友们，却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超前的决定。2006年，他们共同组建了一家科技型唱片公司。他们坚信，未来的音乐一定是数字平台化的，而不是唱片化的。这不是一次被动的转型，而是一次主动的出击。
由于一直处于“烧钱”阶段，在风险投资的来源断裂后，公司不得不开始全面收缩。为了维持运营，他们被迫将手中那些珍贵的版权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出。至今，李泉仍旧觉得非常可惜。“如果能再坚持两年，我们的或许就能与后来崛起的腾讯、网易等平台有一较高下的能力。”
李泉的这次创业，是中国音乐产业从混乱走向秩序过程中的一次悲壮尝试。他们像一个数字时代的殉道者，预见到了未来的方向，并试图亲手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却最终倒在了半路上。
平台时代
当时间进入2010年代，新的秩序终于在废墟之上建立起来。以Spotify、Apple Music以及中国的QQ音乐、网易云音乐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成为主流。商业模式从“拥有”变为“访问”，订阅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盗版问题。
但李泉发现，自己迎来的并非是一个理想国。
这时，旧的权力中心，从唱片公司，转移到了新的权力体系——平台和算法。
短视频平台的崛起，进一步加剧了音乐消费的碎片化。
他对当下流行的网络神曲，以及它们的生产模式，提出了冷静而尖锐的观察。他告诉我，很多公司会用一首歌200块的极低价格，向大量年轻创作者约稿，目的就是追求“海量”，然后像赛马一样，期待其中能诞生一两首能病毒式传播的“神曲”。
无奈的是，这个模式不仅是有效的，并且渐渐成为了主流。
“当神曲大行其道，往后所有优秀的音乐人就只好闭嘴，因为你们花那么多的钱去制作，去创作这些东西，包括创作过程是没有价值的。”
当这种仅仅因为通俗易懂或戳中某种情绪而爆火的神曲成为行业标杆时，它就等于宣告了所有复杂的、精良的、需要投入巨大心血的音乐创作渐渐失势。
李泉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音乐人的个人史。他的困惑、坚持与思考，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在文化与技术交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
比如，什么叫音乐的普及。
“要看你们家有几代人听音乐。”
李泉说，真正的普及是一种代际传承，是音乐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一个孩子因为父母听音乐而喜欢上音乐，他的父母又因为祖父母听音乐而喜欢音乐，这才是健康的、有根基的音乐文化。
他说，一个人音乐审美的萌芽、创作欲望的产生，关键期在高中，那是一个人荷尔蒙最旺盛、情感最充沛、最需要通过音乐来寄托和表达的年纪。
“而我们的高中，基本上把音乐这块全部都扼杀掉。”
在应试教育的巨大压力下，音乐课教育被大幅压缩减少。当一个年轻人在他最需要音乐滋养的年纪，却没有被好的音乐感动过，没有进入过那个世界，那么他成年以后对音乐的理解和需求，就很难是深刻的、多元的。
比如，关于对于AI，这个悬在所有创作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李泉的态度是清醒而鲜明的。他毫不避讳地承认，AI取代人类去做音乐，“这回事情，它迟早的”。甚至，AI可以取代90%以上的技术性音乐工作。
但这并非一个悲观的结论。
AI的介入，更像是一场釜底抽薪式的“提纯”。当所有可被量化、可被学习的技术都被机器接管后，人类创作者的核心价值，反而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这个核心价值是什么？
“最高级别有关精神的那些创造力，只要是人类在欣赏，那一定是人类的最高的触觉，会触动人类的神经。”
作者 | 吴婷
出品 | 嘉宾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