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亚洲开发银行在2011年提出“亚洲世纪”的构想时，曾预测到2030年亚洲将贡献全球约40%的GDP，2050年达到52%。然而，现实超越了预期——2024年，亚洲的GDP全球占比就已接近55%。曾几何时，“亚洲世纪”是一种关于快速工业化、出口导向型增长和深度全球化的单一叙事，往往由少数“『明星』️经济体”主导。但如今，这一叙事正悄然演变。亚洲的崛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再关乎统治地位，而更关乎平衡——在全球整合与本地适应之间，在规模扩张与包容普惠之间，在借鉴他人与引领原创之间寻求新的坐标。
其中最具象征性的转变之一，是人们对“加拉帕戈斯症候群”的重新评估。这一源自日本的商业术语，原意是批评那些只服务于本土市场、难以全球推广的技术和产品。然而在今天，随着本地化需求变得更加重要，这种“特定语境下的创新”反而成为优势。换句话说，曾经的“反面教材”如今正成为全球学习的样本。
这种“在地创新”的模式正在亚洲各地蓬勃发展：从以移动端为核心的平台设计，到面向全民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在移动电话取代传统电脑成为主要上网设备的市场里，超级应用应运而生。包括中国的微信、『支付宝』在内，集支付、通讯、出行、电商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系统，正在被非洲、拉美甚至美国的企业借鉴。
但亚洲的影响早已超越了消费应用。在金融服务与公共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亚洲也正在重塑“规模、创新与包容性”的全球认知。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如今是全球数字支付领域的范例，每月处理数十亿笔低成本、高安全的交易。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二维码支付网络因其高度兼容性与快速普及，正在启发欧美市场的相关布局。新加坡的“Singpass”和印度的“Aadhaar”等数字身份系统，也成为欧美国家政策研究与试点项目的重要参考。亚洲从“技术采纳者”向“创新源头”的转型，并非线性进程，而是在一个高度多元的区域背景中展开。这里既有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也有老龄化最严重的社会；一些国家已在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建设中领先全球，而另一些国家仍在推进基础网络普及。正是这种差异与复杂性，催生了具有适应力、可复制性与包容性的创新路径。比如在日本，『机器人』️和AI已被用于缓解医疗与养老体系的劳动力短缺，为高龄化挑战提供了前瞻性解决方案，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现实借鉴。在亚洲，挑战往往不是障碍，而是创新的催化剂。
曾经，全球关心的是“亚洲能否西化”；而如今，更常被提起的问题是：“下一个值得采纳的亚洲模式会是什么？”这一转变，或许比任何单一的经济数据更能说明：亚洲世纪，已经真正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