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团出国旅游，飞机上填写入境表，一行人中唯有我带了一支笔。随身携笔，已成习惯，尽管现在手机上可以输入汉字，动指张嘴，皆可成文，但需要留下墨痕的时候，还得握有笔杆。比如眼下的机舱里，很多旅伴从左右座、从前后排向我伸出了求援之手。
人生离不开笔，从中华铅笔、永生钢笔、丰华圆珠笔，到现在的晨光水笔，留在右手中指关节处的茧痕，记录了我和笔的一路缘分。最初是蜡笔，那是学龄前在白纸上随意涂画的时光。读小学时拿半截白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上一个九宫格，再分别轮流画×和○，和小伙伴下起井字棋。进了中学帮助编印校刊校报，我学到了一套铁笔技能。那时散发的通知、讲义、小报等，用的是小说《红岩》中“挺进报”的流程，一张蜡纸铺在钢板上，手握铁笔刻写，然后把蜡纸放上油印机，油墨滚筒一推，就是一张印刷品。刻写出的仿宋体横平竖直，整齐划一，伴随手指移动，笔尖下厚重的滋滋声犹在耳畔。
《南史》中有篇“梦笔生花”的故事。传说南朝纪少瑜幼年才华平平，有天夜里他梦见大诗人陆倕送来了笔，醒来后果然枕边有一支毛笔，从此纪少瑜的文章大有长进，后来官至东宫学士。这故事引发许多望子成龙的长辈，偷偷在孩子枕头底下压支笔。我枕头下没被塞过笔，倒是自己有时会放支笔。有首《枕边》诗：“夜半寒生梦醒初，枕边得句未遑书。清晨研墨披衣坐，提起笔来一字无。”写作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夜半突然来了个灵感，若不用文字记下来，流动的思绪就会稍纵即逝，再寻不得。
进入电脑手机时代，点击键盘，有智能输入、联想取词，不担心鲁鱼亥豕，也不会提笔忘字。但在与文字打交道最多的作家里，不愿弃笔的大有人在，这和与时俱进的观念无关，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坚守。熊召政的《张居正》《大金王朝》两部作品近三百万字，都是用秀雅的行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方格稿纸上。贾平凹也是不用电脑写作的，他说一部作品起码写三遍，也有个别作品写四遍、五遍，“手工活慢得很”。所谓“操术不为流俗变，始知夫子有恒心”，他们留存下来的手稿愈发弥足珍贵。
电子设备中的轮廓字体千篇一律、没有个性，笔尖下流淌出来的文字却有温情，见字如面。我抽屉里有一本父亲留下的日记簿，很多是流水账，某年某月某日，何时何地何故，内容金额，一一记载，其中有“小儿把同学皮球踢到河里，买一个赔还，2.45元”“新学期，四年级，儿子的新铅笔盒，三支笔，一块橡皮，0.53元”……蓝黑墨水字迹让时间冲淡了，却浓烈而永久地写在家人的心坎上。现在我们有时也会记账，或软件，或表格，一串串阿拉伯数字，孤僻冷淡，仅是为管理金钱、分析支出，很少有感情温度了。
翻阅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更可感受到作者情绪的递进变化。这篇祭文手稿，祭奠的是侄子颜季明。安史乱起，颜真卿与兄颜杲卿首举义旗，季明奔走联络，颜氏父子被俘拒降被杀。两年后颜真卿出任蒲州刺史，派人找寻遗骸安葬，由此写下了这篇“天下第二行书”。行笔开始稍缓，间有楷字，至“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心情激愤，诸字飞沙走石。再至“抚念摧切，震悼心颜”，大痛大愤，泪墨同洒。临到“首榇”二字，似携带一股情感旋风，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直至末行“呜呼哀哉尚飨”，江河决堤，一泻而下，泣血哀恸，撼魂震魄。通篇字迹大小悬殊，字体变形夸张，笔锋猛烈地冲击纸张，虚实相生，轻重交替，构建出一种松散、不拘小节的悲壮美学。反观书册中的文稿印刷体，被熨平得干净齐整，但苍白无力，缺乏的正是作者那种痛彻心扉的浓烈情绪，读者也难以领受深嵌在飞白与枯涩、浓重与淡薄中的书法艺术精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