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短视频时代，常见的标题如“5分钟看完整部电影”或“电影精华段落混剪”等似乎在暗示，曾经需要数小时观看的电影，现在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就能迅速浏览一遍。随着这种“倍速”和拼贴式的影片展现模式逐渐流行，未来的电影观看方式是否会完全转向这种模式呢？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呢？
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人几乎总是在各种数字屏幕前观看影像内容。我们无法忽视这一现象，也不能仅仅因为它看似轻浮或浅薄就简单批评。将其笼统归类为低级娱乐形式，未免过于狭隘。
电影解说的历史渊源
当我们谈到短视频中迅速解说电影的流行，通常的理解是：人们因为忙碌或懒得观看120分钟的长片，所以5分钟的速览成了一种便捷的选择。一些人甚至认为，电影的核心在于讲述故事，而只要把故事了解了，就等于看完了电影。然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现在有许多解说视频，时长甚至能达到30分钟以上，甚至超过正片时长的情况，这显然和“快速节省时间”的初衷相悖。
这种现象反而说明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需求：我们观看这些解说视频，并非只是为了节省时间，而是想要看解说者带有个人特色的评论。这些解说者本身，无意中成了电影的创作性评论者。可以说，今天的UP主，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电影讲解员”。追溯历史，电影的讲解员早就出现在电影史上。
例如，在无声电影时期，日本曾有一种职业——默片解说员（“活动弁士”）。黑泽明的哥哥，黑泽丙午，就曾担任过浅草剧场的活动弁士。他在有声电影流行后曾因电影业的转型而失业，并曾为此带领解说员们进行罢工。令人痛心的是，黑泽丙午在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中，年仅27岁便选择了自杀，这一事件深深影响了黑泽明。
数字时代的电影讲解员
默片解说员通常会在电影放映现场进行同步讲解，这种形式与传统的舞台表演艺术——说书有些相似。两者都包含了解说与演绎，夹叙夹议。今天的视频解说，其实和这种早期的电影解说形式并无太大不同，因此，现如今的视频UP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赛博弁士”的现代版本。
然而，这样的解说方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通常，解说视频包含了解说者强烈的个人观点，这意味着在观众观看电影之前，已经无意识地接受了某种评论视角。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再去观看电影时，很容易被这些主观看法所影响。很多人正是因此反感这类视频。
不过，电影本身就是经过了文化编码的内容，在它的包装下，包含了不同的文化视角、道德立场与意识形态。我们作为观众，通常也很难从这个封装的框架中跳脱出来。数字化让电影等文化产品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也使得它们的元素可以从原有的上下文中被解放出来，进入新的语境进行再创作。
速看视频不能代替电影体验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类解说视频有其独特的可能性。例如，解说者为了增强视频效果，常常会穿插表情包、梗图等元素，这样的夹叙夹议形式，实际上与新浪潮导演戈达尔的作品有些相似。戈达尔曾说，如果电影不再存在，他就会转向电视，电视消亡了，他将回归到纸笔创作。电影《我略知她一二》便是通过文字拼贴和消费主义符号的混合，展示了电影如何与文字、评论和社论结合。
然而，许多导演对这种形式并不认同。约20年前，《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便将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无极》彻底调侃和讽刺，导致导演愤怒并起诉制作者。对于一些电影创作者来说，互联网时代的电影调侃无疑是一种文化冲击。
尽管如此，速看视频仍然不应当代替电影本身的观看体验。如果这些视频代表了未来的文化走向，那无疑是过于乐观的看法。速看视频的解说，往往将电影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行简化，特别是当这些视频用于历史剧或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电影时，它们的任意删减可能会使电影的核心价值遭到稀释。
数字时代的挑战与反思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内容的传递变得更加离散和碎片化，尤其是一些文化产品的修改与删减也变得更加容易。比如，《九号秘事》这部经典英剧，在被引进国内时，第八季的最后一集因涉及敏感内容而进行了删减，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反感。部分观众称自己是“正版受害者”，这种情况恰恰体现了数字化时代文化产品的易修改性和不可控性。
在数字化的世界里，传统媒体无法轻易删除或修改已发行的文化作品，但数字平台上的内容却能够随时被更改，甚至完全消失。这种便利性让我们有时无法接触到完整、未经删减的版本，导致信息的不对称性。回顾过去，我们或许应当重新审视那些曾被我们遗忘的传统媒介，它们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能会比数字媒介更为重要。
结语
当我们强调媒介形式时，其实也在关注信息传播的方式。每种媒介都对信息的呈现方式与解读产生深远的影响。数字化让所有信息趋于一致，但也让它们更容易被篡改、隐瞒和控制。最终，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技术对文化的塑造作用，以及我们对传统媒介形式的珍视与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