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彦雯，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
王美姝，吉林长春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大数据研究。
【摘 要】算法文化与科幻电影间以符号为载体构建起一种弥合的互文关系，这样的关系在科幻电影艺术与算法创新的交界处激发出新的意义生成机制，表现出一种文化互涉模式。科幻电影通过视觉符号和叙事符号传递出人类与技术融合的多样性，包含着人对技术主宰能力的探究，隐含着对技术的人本主义愿景。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展示了算法的构造性力量，以及由此衍生的纷繁图景。
【关键词】算法文化；符号；互文性；共生；叙事
在当今数字信息时代，算法成为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核心，通过对数据的处理与分析，以及逻辑和统计方法的应用，算法能够产生精确而高效的决策与推断结果。人文艺术的诸多子领域，如电影艺术，也开始对算法等新兴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应用兴趣和迫切的研究需求。作为电影工业美学的新范式，算法不仅重构了电影制作流程（如虚拟拍摄、AI辅助编剧、智能剪辑等工业化环节），更通过符号系统的数字化编码，在影像本体层面构建起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对话空间。科幻片作为电影类型片的重要子类型，具备独特的象征价值与精神特性，并以一系列符号化的元素来表达并建构丰富的意义体系。符号是承载了一定精神内容的物质形态[1]，是连接电影创作者、作品及观众之间心灵共鸣的纽带，在“科学幻想”中传达影像的暗含意味。
科幻类型电影常常探索未知和超越现实的主题，结合虚拟、先进技术、想象和人类处境，呈现出超现实和未来主义的世界观。在科幻电影叙事中，符号是链接现实与幻想、科技与人文、理性与情感的关键节点。这种符号学实践既包含算法生成的视觉奇观（如《流浪地球 2》中的数字孪生技术），也涉及工业标准下的叙事模块化生产（如漫威宇宙的算法化世界观构建），体现了算法逻辑对电影美学本体的深度介入。它以元宇宙幻想、未来主义、人类生存本质、“人-科技”关系等触及哲学命题的方式出现，科幻电影中的符号更像是某种技术文化精神与人类开拓未来的表意，不断映衬大众与技术同行间的内在矛盾，在技术变革与人类丢失存在价值的隐忧之间来回踱步。
一、弥合的互文性
“在过去的30年里，人类越来越将文化工作——对人、地点、物品和思想进行排序、分类和等级划分——委托给计算过程。这种转变显著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的实践、体验和理解方式，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算法文化’的概念，正如亚历山大·加洛韦所提出的。”[2]这段话是美国学者泰德·斯特拉法斯（Ted Striphas）在《算法文化》一文中的观点建树，泰德指出，算法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只是因为其过于强大的技术，以视觉方式转移了人们的关注点。[3]“算法文化”的核心在于研究算法不仅作为技术工具的物质存在，而成为一种塑造、改变乃至定义当代文化实践和社会互动的方式。尼克·西弗（Nick Seaver）也论证了算法本身就是文化。他将算法定义为“一种以计算形式实施的文化规则和价值观”[4]，算法不仅体现为代码或某种计算逻辑，也以符号和象征的形式出现在电影文本中。
电影《流浪地球 2》（郭帆，2023）海报
在计算中，数据处理不仅仅是外部编程，还有一种隐含的文化技术从它的物质过程本身展开，某种意义上，人类文化就是由操作技术构成的。[5]算法文化与当代科幻电影间以符号为载体构建起一种弥合的互文性关系。使用“弥合”一词，是因为算法本身作为一种计算和处理信息的程序性语言，在文化领域以外可能被视作冷酷、精密和非人性化的代名词。当代科幻电影通过对这些算法符号的人文化阐释和情感化包装，将之融入影像文本，使算法文化从数据逻辑的硬性结构，转型为可被感知与解密的软性叙述元素。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最初由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任何文本都仿佛是某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纳和转化。”[6]互文性的核心思想认为文本之间存在着相互引用、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关系，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彼此以产生意义。这样的关系在科幻电影艺术与算法创新的交界处激发出新的意义生成机制，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互涉模式。
（一）算法文化在当代科幻电影中的符号表征——人格化、物化与情境化
尽管算法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无处不在，其抽象性却常常难以直观理解。然而，当代科幻电影为此提供了将这些抽象概念具象化的视觉符号，从而营造出一种直接体验算法影响力的文化空间。通过在影片中对算法的符号表征，大体可以划分为人格化、物化和情境化三种主要表现形式。
1.人格化
以“人格化”的形式来塑造“算法”等人工智能形象是科幻电影中较为常见的具象手法。“人格化”是赋予人工智能或其他算法系统以人类的特质，使它们拥有更接近于人的“面孔”。由亚历克斯·加兰（Alex Garland）执导的《机械姬》（2015）是一部探讨人工智能与人性的科幻电影。影片中，天才科学家内森创造了一位名为艾娃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艾娃拥有一套特定的程序和算法、高度先进的情感和认知能力，这使她能够模拟人类情感并在与人类互动时做出相应反应。一位年轻程序员凯勒布被邀请进行测试，旨在判断艾娃是否能展现出等同于人类的智慧。在与艾娃的多次对话中，凯勒布逐渐发现它能表达情感、展示同情心，表现出诱惑人的样子。显而易见，艾娃不仅仅是一个执行输入指令的机器，而成为一个有自己想法、动机，甚至可以反抗创造者指令的个体。这部电影成功地将一串冰冷的代码升级成一个有血有肉，具备情感样态和人格魅力的科幻“人物”。
2.物化
“物化”可被理解为将算法的属性投射于可见的实体或有形的符号上，这亦是对算法本质的直观化展现，例如以显著的物体（超级计算机）或装置（高科技装置）呈现。通过多维数据的可视化，让观众感受到隐藏在庞大数据集和计算背后的信息流动模式。通过建构算法“物化”的形象，这些视觉再现跨越了简单的图形描述，进一步引领观众解读技术背后的文化旨意。《黑客帝国》（莉莉·沃卓斯基/拉娜·沃卓斯基,1999）系列向观众展示了一个由高级算法系统支配并控制的虚拟现实世界，算法被物化为可见的“矩阵”。“矩阵”不仅是一个被影片精心设计的数字构造，它更是针对现实与虚拟、自由与控制概念的寓言式表征。通过演绎数据流、模拟运算的动态过程和构筑物理的虚拟空间来形象化展现人工智能系统运作的逻辑。
3.情境化
“情境化”是通过设定具体的故事背景和社会环境，如数字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极端社会形态，来探讨算法渗透日常生活并重塑社会结构的过程。数字乌托邦常常描绘了一个由算法优化决策且看似完美的社会，而反乌托邦则指出这种优化背后可能隐藏的剥削、不平等和失去自由的风险。“情境化”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对未来社会可能发展的预设场景，也使他们能从更宏观的视角审思算法文化成为社会演变的幕后推手角色。情境化符号更体现为工业化生产逻辑的影像投射。《银翼杀手2049》（丹尼斯·维伦纽瓦，2017）中，数字技术与社会结构的融合不仅是叙事背景，更隐喻了算法驱动的电影工业对传统创作流程的重构。影片中大量使用的虚拟拍摄技术（如LED虚拟制片）正是算法工业美学的实体化呈现，通过实时渲染引擎与动态追踪算法，将物理拍摄与数字生成无缝衔接，形成工业化生产链中的社会情境。
电影《银翼杀手2049》（丹尼斯·维伦纽瓦，2017）剧照
科幻电影借由故事表达和视觉表现，巧妙地将算法文化的复杂观念以符号化的方式，转化为观众可以观看和体验的形象与情境。通过虚构的高级人工智能或数据处理场景，算法拥有具体而生动的形象，它象征着人类对控制自然、创造未来和反思自身存在的焦虑与批判。电影通过这些充满象征意义的算法形象，激发了大众对机器能否拥有与人类相仿甚至更高层次的认知、情绪和道德能力的伦理判断。算法已渗透进当代科幻电影的叙事之中，它的符号价值并非源自内在的计算性质，而是它在人们心智中所占据的象征地位，以及人们赋予它的意义。
（二）当代科幻电影符号的算法汲取——“算法化符号”
“算法”起源于古代数学的形式化逻辑推演，历经中世纪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米等人的整理，在20世纪信息科学革命的洪流中，成为指导计算机处理信息和解决问题的基准。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爆炸式增长和移动通信的普及为算法的远程应用和网络服务提供了传播平台。随着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的出现，算法有了突破性进展，其发展也步入一个崭新阶段——算法化阶段。马丁·范·奥特罗（Martijnvan Otterlo）定义了“算法化”（Algorithmization）的概念。他提出，“算法化”是使用算法在社会中执行越来越多任务的过程。主要研究和创建这种算法的领域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子领域即人工智能（AI）。[6]“算法化”不仅指向技术本身，更关注这些技术如何转化为影响社会结构、文化实践及日常生活的力量。科幻电影故事大多是在当前科技水平之上的虚构艺术，其情节通常颠覆观众关于现实世界的常规认知。在当代科幻电影的创作过程中，“算法化符号”也成了电影讲述故事的一部分，它承载着算法本身、人工智能或数字技术等相关议题的隐喻、象征或指涉。因而算法化符号直指在科幻电影中应用算法等技术方法来创造和表现电影的元素，包括叙事、视觉效果和角色等。这种符号学的转变展现了一种数码逻辑渗入，通过编码和计算机模型以使电影表现具有新的叙述维度和可能性。
算法化符号在科幻电影中体现了超越传统电影符号的叙述性功能。比如基于算法的视觉效果可以实现时间扭曲、空间变换等非现实意象；又如动态算法驱动的角色与场景可以根据内容需要实时变换。算法化符号的嵌入不仅限于电影的视觉特效制作，却在此领域中尤其突出。电影制作人使用先进的计算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动态捕捉等，通过逼真的三维环境，创造光影与质感，甚至模拟物理现象和生物动态，提供观众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算法化符号成为连接现实与虚拟、物理定律与想象力的坚固桥梁。算法化符号具有其独特性，它既是人工智能技术想象在科幻电影中的具体映射，也是当代科技发展预测未来的一种艺术实践。算法化符号通过编程语言的特定结构，创造出一种新的编码系统。在符号的解码过程中，这一系统根据观者具备的识别和理解符号能力，来探究意义如何在算法逻辑下被建构。在科幻电影的叙事语境中，算法化符号的出现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工业数字化浪潮席卷下的文化反应。这些符号反映了数字技术不断演化的轨迹，也将影响着科幻电影的未来趋向。
（三）科幻电影符号域——技术景观的“幽灵性”
科幻电影借由超前的技术符号象征和特效演绎，呈现出未来社会可能出现的科学技术景观和社会样态。这些构成科幻叙事的视觉、听觉和概念性符号被共享、理解并以此形成科幻电影符号域。“符号域”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他将“符号域”定义为人生活的符号世界。洛特曼认为，符号域就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符号域中所有的元素都是动态的，不停地改变着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文化空间的格局。[7]根据洛特曼的符号域理论，符号的意义不再是独立的、自成一体的，而是受电影整体语境影响。科幻电影将算法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以技术符号隐喻的方式预测未来世界中技术形态与影响深度。在这些影片中，经常会看到一种既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技术环境，对人类的习惯产生规制作用，甚至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法则。
斯蒂芬·马什（Steven Marsh）曾引用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的一段话：“电影是一场‘幻影之战’。让幽灵回归吧。电影加上精神分析等于幽灵科学。现代技术，与外表相反，尽管它是科学的，却使幽灵的力量增加了十倍。未来属于幽灵。”[8]他本人也提出，幽灵性与电影研究的特殊共鸣关乎技术和时间性问题。技术或现象在视觉或概念上显示出一种超越时间、空间和物理状态的性质，宛如幽灵般飘忽不定，既存在又超脱于日常现实。科幻片中的“幽灵性”可被用来指向电影作品中技术景观对观众心理和情感的深远影响，这是一种特殊的象征现象，它超越了科技的实用性，转而形成对观众内在心理的持续作用，激发起一种深层的文化回响。
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导演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2014）讲述了前NASA飞行员库珀加入了一项任务，要穿越虫洞寻找新的人类宜居的星球。库珀的女儿墨菲认为她的房间里有鬼魂，这个鬼魂通过书架上掉落的书本与她沟通。这个鬼魂实际上是库珀进入的一个被称作五维空间的区域，这个区域允许主人公超越常规物理定律。在五维空间中，“爱”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符号，能够跨越宇宙维度，作为连接彼此联系的纽带；同时，该片还把引力作为一种具备超自然、幽灵般特征的符号，它既留在物理领域又似乎指向某种更深层次的链接，引发了人类对宇宙幽深的好奇、未知的恐惧以及对自身命运的哲思。
电影《星际穿越》（克里斯托弗·诺兰，2014）海报
在科幻电影中，算法所代表的人工智能，以一种超越人类理解的方式存在，正是这种技术“幽灵性”的体现。这种“幽灵性”超越了物质、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并无法被传统认知所界定。在科幻电影的语境中，人工智能往往被赋予一种神秘而危险的气质，它们可能是毁灭人类的元凶，也可能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人们常常看到人工智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处境、思维方式，甚至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这种变化是深远的、不可逆的，正如德里达所说，“幽灵性”无处不在。这个经验是普遍的。[9]这种复杂而多面的形象，让人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让人们开始思考该如何与这些智能体和平共处。
二、技术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科幻电影的叙事结构内，技术符号频繁嵌入，构筑起一个象征网络。这些符号不仅反映了现实世界中对科技的集体失落、未来可能性的异想和往昔时光的追怀，也显露了由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人类反思意识和自我寻觅。人的存在和意义的生存，是符号学一以贯之地关注的核心问题。[10]算法在这一语境中已经远远超出它原有的实用性功能，演变为一种全方位的文化现象；当代算法不仅在电影中扮演着构建虚拟世界和扩展人类体验边界的角色，更被塑造成与人类展开多维互动，甚至形成共生共存关系的技术体；科幻电影通过视觉符号（如设计、色彩、特效）和叙事符号（如故事、角色、对话）传递出人类与技术融合的多样性。
（一）实用理性的突破
在早期科幻电影叙事中，技术通常作为电影中的一大主题，体现出对未来世界的猎奇以及对科技影响的审慎态度。例如由乔治·梅里埃（Georges Méliès）执导并主演的科幻片《月球旅行》（1902）讲述了一群探险家使用一台大炮样式的太空船到月球探险的故事。影片展现了人们对太空旅行的奇思妙想和强烈的好奇心。技术被用来展现人类的探索欲望和无限可能；在《哥斯拉》(本多猪四郎,1954)这类怪兽电影中，科技滥用直指核能带来的威胁，反映了公众对核战争和环境灾难的恐惧。早期科幻电影通常将技术作为一个导向叙事发展的工具，一面为观众打开了科技想象的大门，淋漓尽致地展示人类生活的希望和梦想；另一面大胆揭示出由科技带来的潜在风险，提醒世人对技术的入侵、控制及可能的反人类行为予以觉察。
电影《从21世纪安全撤离》（李阳，2024）海报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科幻电影如《星球大战》(1977)系列以及《电子世界争霸战》(史蒂文·利斯伯吉尔，1982)等作品开始关注与算法和虚拟现实有关的主题，并在叙事中给予这些元素更多的象征意义和主导地位。这些作品中，技术逐渐成为驱动剧情，甚至影响人物命运的核心要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随着《终结者》(詹姆斯·卡梅隆,1984)系列影片的诞生，算法、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着重聚焦于自由意志、真实本质以及智能威胁等主题。《黑客帝国》(莉莉·沃卓斯基/拉娜·沃卓斯基，1999)等影片则将技术直接置于主题中心，算法和虚拟现实成为电影宇宙形成的基础。
21世纪初，互联网、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不断演化，科幻影片在多元化叙事中强化了算法等技术的核心作用，使之不再局限于传统物理空间中的功能性应用，尝试描绘层次丰富的技术文化景观。通过精心设计的故事情节，这些影片探讨了技术如何参与人类的情感体验和社交生活。21世纪以来的科幻影片不断用算法等技术性符号比作特殊的文化隐喻，展现了科技与人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演进。在这些影片中，算法常常具有能够超越甚至取代人类认知和感知能力，并且拥有独立智能水平。科幻电影中的算法已超越了作为纯粹技术工具或手段的界限，演化成为一种事物存在和社会实践的根本“形式”。[11]算法在影像的世界中解锁了通往未来世界的大门，主动建立起与周遭事物及人类生活的关系，在真正意义上突破技术实用理性。
（二）“算法-主体”间共生关系
科幻电影作品反复呈现了一个相似主题：在高度算法化的社会环境中，人类的自由、意志与创造性等是不可转移的核心原则，即使技术突飞猛进，但人的内在价值、情感和独立性仍要被坚守和尊重。这一主题也是对“人-技术存在”关系的反思。当前人类的生存境况已无可避免地与智能算法及数字世界构成一种共生格局。许多学者认为，当代社会中的算法、智能系统与人之间构成了共生关系。“共生”（symbiosis）这一概念，指两个不同物种生物之间的紧密关系。[12]当应用于“算法-主体（人）”的关系中，这一概念寓意着双方不仅在物质层面，更在精神、情感甚至伦理层面上的互相成就与共存。这种共生关系迫使人们进行道德层面的自我反省，在技术日益高度智能化的现在与未来，又该如何界定“人”与“非人”间的关系？学者喻国明等人提出：“人应试着调适自身，更好地与机器产生的经验世界相处，并重新唤回人的主体性”“对于社会科学来讲，最终的思考方向并不是算法是否会取代人类，而是‘人机共生’的问题，即算法和人类如何更加融洽地相互理解、实现共生。”[13]
电影《网络谜踪》（阿尼什·查甘蒂，2018）剧照
科幻电影作为预见性影像文本，其对未来的描绘与规划不断捕捉并呈现出这种共生关系所蕴含的深远含义。学者董金平等人通过对《网络谜踪》等电影的阐析，认为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与算法下的数字痕迹是一种共生性关系。“需要看到的不仅仅是这样的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电影模式，更重要的是，这种电影模式提供了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与智能算法和数字世界特定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或许就是我们面对未来电影的发展方向。”[14]科幻电影作品中有关算法等智能系统与人类的互动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这当中既有技术依赖亦有情感依附，可视作人类延伸自我能力和心理边界的一种内在机制。
（三）算法文化与人文关怀追求
当代科幻电影通过将算法文化拟人化为具有共情能力的智能体，不仅突破了大众对技术工具理性的固有认知，更在工业美学维度上构建起“技术赋能创作”的新型人文表达范式。这种创作实践既延续了传统电影对人性价值的追问，又通过算法生成技术实现工业化生产的效率革命。《失控玩家》（肖恩·利维，2021）中通过算法模拟百万虚拟角色行为数据，最终经人工筛选提炼出具有情感弧光的核心角色，这种“人机协同”模式既保持了电影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化生产能力，又通过艺术加工确保了人文价值的有效传递。当算法从冰冷的计算逻辑转化为可感知的叙事符号时，科幻电影实际上正在探索数字时代影视工业的本质命题：如何在算法驱动的工业化浪潮中，既保持艺术创作的人文温度，又实现技术创新的美学突破。
电影制作领域内算法生成技术的兴起与成熟，使算法在影像艺术的产业化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日渐凸显。倡导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美国思想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始终关注人在技术中的主体地位，把技术与人牢牢结合在一起展开思考，“没有对人性的深刻洞悉，我们就无法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15]。无论电影算法生成技术的艺术呈现将会沿着什么样的路径发展，归根结底电影是人的艺术，也必然由人来定论……在实现算法工具性的同时，牢牢围绕算法发展的人文主义关怀价值属性。[16]因而当这一技术演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制作节点，应该确保电影算法的设计和应用恪守以“人之为人”目的为核心的伦理原则，从而促成科技和人文价值观之间的和谐发展。而这种新叙事方式呼吁的也正是重新审视人类本质，以及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广阔宇宙中的定位和未来发展的道路。
结 语
自电影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审美生活以来，技术的发展与迭代始终和电影的呈现样态同频共振。时至今日，人类正在面临着“日益强大的系统、日益综合的技术和日益量化的社会。这些变化将共同带来一个崭新的、不同的集体生活——数字生活世界”[17]。质言之，技术不再单单作为外在于人以及与人互动的力量，技术构成了人本身（例如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电影《我，机器人》中主角身体构造的隐喻），以至于科技乌托邦论者关于“奇点临近”的断言或并非遥不可及，“未来是一种技术性的治理，人的主体地位可能被取消”[18]。
从工业美学视角审视，算法不仅是电影创作的工具，更是重构影视产业生态的核心力量。当虚拟拍摄、AI编剧、智能剪辑等技术深度融入工业化流程，电影生产正迈向“数字智能制造时代”。说技术乌托邦论者哗众取宠也好，杞人忧天也罢，活生生的现实正提醒人们要考察算法时代算法如何以水银泻地般之势成为社会的构成符号。科幻电影无疑是这样一个切口，在看似天马行空的想象中，可以爬梳出算法和电影之间的深嵌与互文，各种时空的再塑与精神意象的符号延展。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展示了算法的构造性力量，以及由此衍生的纷繁图景。
编辑 韦露
一审 李俊
二审 申云帆
三审 曾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