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生命的繁衍图景中，“雄性追求雌性” 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生物学现象。从孔雀开屏吸引雌孔雀的注意，到雄鹿用巨大的鹿角进行竞争，再到人类社会中常见的男性主动示好行为，这种性别间的行为差异并非偶然，而是自然选择塑造的演化策略。
要理解这一现象的本质，需要从繁殖成本、配子差异、亲代投资等演化生物学核心概念入手，揭示自然选择如何塑造了不同性别的繁殖策略。
性别分化的本质是配子（生殖细胞）的分化，而配子的大小和数量差异，构成了雄性和雌性繁殖策略分化的最初动力。生物学中将产生小而多的配子的性别定义为雄性，产生大而少的配子的性别定义为雌性，这种 “配子异形性” 是几乎所有有性生殖生物的共同特征。
人类的配子差异极具代表性：男性一次射精可释放数千万甚至数亿个精子，每个精子体积微小，主要由遗传物质和运动器官构成，生产成本极低；而女性每月仅产生 1 个成熟卵子，卵子体积是精子的数万倍，包含了胚胎发育初期所需的全部营养物质，生产成本极高。这种 “雄性配子廉价且丰富，雌性配子昂贵且稀少” 的格局，从根本上决定了两性的繁殖策略差异。
从演化角度看，雌性的繁殖成功受限于配子的生产能力和质量。一个雌性即使与多个雄性交配，也无法显著增加后代数量（因为卵子数量有限），反而可能因交配风险（如感染疾病、遭遇天敌）降低生存概率。
因此，雌性更倾向于通过谨慎选择配偶来提高后代质量。而雄性的繁殖成功则受限于交配机会的多少，理论上一个雄性可以通过与多个雌性交配产生大量后代，因此演化出更主动的交配策略以获取更多交配机会。
配子差异导致的繁殖成本差异，进一步延伸为亲代投资的不对称性，这是雄性更主动追求雌性的核心原因。亲代投资指生物为繁殖后代所付出的能量、时间和资源，包括妊娠、哺乳、育幼等行为，而雌性通常承担着更高的亲代投资成本。
在哺乳动物中，雌性的亲代投资远高于雄性。以人类为例，女性需要经历 9 个月的妊娠，承受分娩风险，产后还要通过哺乳喂养婴儿，这些过程消耗的能量和资源巨大；而男性的最低亲代投资仅为一次交配行为。这种投资差异使雌性在选择配偶时更为谨慎，她们需要选择能够提供优质基因或资源支持的雄性，以确保后代存活，从而弥补自身的高投资成本。
亲代投资的不对称性还导致了 “性选择” 压力的分化。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提出，性选择是自然选择的特殊形式，包括 “同性竞争” 和 “异性选择” 两种机制。雄性为争夺与雌性交配的权利，往往演化出用于竞争的特征（如鹿角、雄狮鬃毛）；而雌性的选择偏好则推动雄性演化出吸引异性的特征（如孔雀羽毛、鸟类鸣叫）。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使雄性形成了更主动的求偶行为。
在鱼类等体外受精的生物中，虽然亲代投资差异不如哺乳动物显著，但仍存在类似规律。例如，海龙和海马中存在 “雄性怀孕” 现象，由雄性承担育儿袋孵化后代的任务，此时雌性反而会更主动地追求雄性，这一例外情况恰恰印证了亲代投资与求偶主动性的关联 —— 谁承担更高的繁殖成本，谁就拥有选择权，而投资较低的一方则需要更主动地竞争。
性选择理论为雄性主动求偶行为提供了完整的演化解释框架。该理论认为，雄性的主动行为是自然选择筛选出的适应策略，通过两种路径实现演化：
一是同性竞争推动的主动性。在许多物种中，雄性通过争斗、展示力量等方式竞争交配权。
例如，雄象会通过搏斗确定群体地位，获胜者获得与雌性交配的优先权；雄鸟会通过占据优质领地吸引雌性，领地竞争促使它们更主动地探索和防御资源。这种竞争压力使 “主动争夺” 成为有利的演化特征，相关基因通过后代传递得以保留。
二是雌性选择塑造的求偶行为。雌性对配偶的选择偏好，直接推动雄性演化出特定的求偶特征和行为。雌性通常偏好健康、强壮或拥有优质资源的雄性，因为这些特征意味着更好的基因质量或育幼能力。
例如，雌孔雀偏好尾羽更华丽的雄孔雀，因为华丽的羽毛是健康状况的信号（寄生虫感染会导致羽毛黯淡）；雌鸟会选择鸣叫更复杂的雄鸟，因为复杂鸣叫需要消耗更多能量，能证明雄性的生存能力。
为满足雌性的选择偏好，雄性演化出越来越精细的求偶行为。雄园丁鸟会建造精致的 “凉亭”，用鲜花、贝壳等装饰吸引雌性；雄琴鸟能模仿数十种声音，包括其他鸟类鸣叫甚至人类活动的声音；人类男性在求偶时展示的才华、资源或保护能力，本质上也是性选择塑造的行为策略。这些行为的共同特征是主动性，雄性必须通过主动展示才能获得雌性的关注和选择。
性选择的强度与繁殖成功率的差异密切相关。在繁殖季节，雄性的繁殖成功率差异往往远大于雌性：少数优势雄性可能获得大量交配机会，而许多雄性可能完全没有后代；雌性则通常能保证一定的繁殖成功率。这种 “赢家通吃” 的格局，迫使雄性采取更冒险、更主动的策略争夺交配权，而雌性则可以从容选择最优配偶。
在人类社会中，“男性更主动追求女性” 的现象同样根植于生物学基础，但又因文化演化而呈现复杂性。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类女性的高亲代投资（妊娠、哺乳）使她们在择偶时更注重长期稳定的支持，包括男性的资源能力、责任心和保护意愿；男性则更关注与繁殖相关的信号（如年龄、健康状况），并通过主动展示优势来获取交配机会。
但人类作为智慧生物，文化和社会制度极大地丰富了求偶行为的内涵。男性的主动行为从原始的力量展示，演变为赠送礼物、情感表达、才华展示等多样化形式；女性的选择标准也从单纯的生理特征，扩展到社会地位、价值观、情感共鸣等复杂维度。现代社会中性别平等观念的发展，使女性的主动性有所提升，但 “雄性主动” 的总体倾向仍未改变，这体现了生物学本能与文化变迁的动态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求偶行为不仅受性选择影响，还受合作育幼需求的塑造。人类后代的成长周期极长，需要父母双方长期投入，这种合作需求使男性的主动性不仅表现为争夺交配权，还包括对家庭的投入意愿，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