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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大生”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认定的全国第一个“智慧纺纱工厂”，也是全国纺织行业首个运用5G数据传输技术和智能管理云平台的工厂。许丛军 摄
□江苏经济报记者 蔡 逸 通讯员 潘 宇
“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这是1899年的大生纱厂厂约中的第一句话，也是张謇爱国精神的真实写照。在南通市档案馆里，记者看到一份保存完整的《大生纱厂章程》，翻开发黄的书页，可以清晰地看见厂约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
大生纱厂，系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于1895年所创。纱厂取名“大生”，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寄托着张謇“为乡人谋一条生路”的梦想。回首往昔峥嵘岁月，大生纱厂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翘楚，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自救图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坚守民族尊严，书写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不屈抗争的壮丽史诗。
借德御日：挂外国旗保中国厂
走进南通唐闸大生纱厂旧址，那些斑驳的红砖厂房，还透着民国老工业建筑的厚重味道。上午十点🕙️整，大生纱厂钟楼的钟声准时响起，声音仿佛穿透了悠悠岁月。这座1915年建起的五层钟楼，通体红砖，高17.6米，四面钟盘上罗马数字依然清晰可辨。这钟声，当年是工人们上下班的号令，如今成了百年工业历史的一声悠长回响。
记者在老钟楼下站定，仰头望去，锈迹斑斑的钢架结构上，还能依稀辨认出当年挂旗帜的钩环——1938年，这里曾短暂地升起过德国纳粹旗。
“那是大生纱厂‘借德御日’的无奈之举，更是民族工业在战火里艰难求活的历史见证。”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漆颖斌告诉记者，当年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纱厂的董事会想了个办法：把工厂“伪装”成德国人的产业。那位德国经理的办公室，就设在钟楼旁边的一座二层小楼里。
听着漆董的讲述，记者的思绪不由得飘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937年8月17日，日本飞机轰炸南通，工厂受到了威胁，但工人们还是咬牙坚持生产。到了8月以后，日军进攻上海，南通和上海之间的交通就彻底断了。
到了1938年1月10日，为了保护工厂不被日军强占，大生一厂和三厂的董事会想出了“以德御日”的办法。当时大生向德国蔼益吉公司订购的10000千瓦发电机尚有17.2万英镑💷未付清，于是宣称欠款无法偿还，与蔼益吉公司订立质押合同，将大生一厂、三厂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由受押银行团转移主权，抵押给德商，大生一厂向外挂牌“德商蔼益吉公司经理大生纺织公司一厂”，并聘请德国人欧纳汉任经理。
同年3月10日，董事会与德商经理、银行团代表共同组成“厂产保管委员会”，决定将厂内产品迅速运至安全地点，然后设法运沪；转移重要账册文件📄，大宗现金移至厂外；钟楼悬挂德国旗，厂房屋顶涂上纳粹徽标，以避日机轰炸。3月17日，南通沦陷。1939年3月2日，日本特务机关查出德商经理大生公司的真相，遂勒令停工，封占工厂，驱逐欧纳汉和全厂职员、工人，宣布实行“军管理”，并委托钟渊纺厂经营，改名为“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厂”。
10月18日，大生董事会致函日军，重申大生的立场：“本公司纯系商办性质，应请贵部撤销委任经营，并令知钟渊江北办事处派遣敝公司之各厂员工即行撤退，俾敝公司自行恢复经营。”
1945年9月15日，国民政府经济部派原大生官股董事洪兰友、陆子冬接管大生纺织公司，并在上海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作为接收、经营工厂的管理机构，陆子冬任主席委员，并于12月28日正式复工。当时厂内有纱锭92520枚、布机601台，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棉纺织企业。但由于资金不足、燃料短缺，且机件损坏甚多，仅能开出5000锭。
烽火纺机：工人游击战的秘密战场
走进南通纺织博物馆，仿佛穿越回了当年的大生纱厂。在这里，还保存着以当年大生纱厂部分厂房建筑材料和全套纺织设备建设的“近代纺织车间”。车间内保存了大生纱厂初建时使用的、包括完整生产流程的6种15台设备和动力传动设施，其中有中国现存最早引进的、1895年英国赫直灵登公司生产的纺纱机器，南通资生铁冶厂1914—1915年制造的、中国最早自制的织布机，引进的日本丰田织布机。
记者伸出手，轻轻抚摸这些布满岁月痕迹、摸上去冰凉的铁疙瘩，指尖仿佛能触碰到一丝当年的温度——那是工人们操作时留下的、混合着汗水与决心的余热。这些沉默的老机器，就是当年工人们的勇气、集体智慧，还有那些藏在机器轰鸣声里不屈的抗争精神，最直接、最有力的见证者。
翻开南通大学文学院、张謇研究院专任教师，校聘副教授张若愚所著的新书《沦陷时期大生纱厂研究》，书中讲述了抗战时期大生纱厂被侵略者占领期间艰难寻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其中有专门章节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1926年4月，南通地区最早的中共党组织——中共南通独立支部在大生纱厂内成立。抗战时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挥，大生纱厂的工人运动爆发出强大力量，组织起大量富有成效的抗日救亡运动。
女工陈瑛回忆：“1938年6月，宋祖望同志在大生一厂内发起建立了秘密抗日组织，共有进步职员和工人十多人，由宋祖望教我们唱革命歌曲，还拿来许多进步书刊给我们看，并定期集会讨论。”同为进步青年的职员与工人，逐渐消除固有的隔阂与界限，共同踏上革命征途，推动工人运动向抗日斗争转变。
大生纱厂内中共地下党组织自1938年重建后，努力向厂方争取红奖、年奖等以维持战时生存，有效地为工人提供动力支撑与武力保障。在中共地下活动较为活跃的大生一厂，职员宋祖望、工人孟桂林等带领大生厂内的进步青年读书认字，传授新思想，形成了共同的革命信仰，参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重建，走上抗日道路。
1938年11月，“抗战支队南通独立分队”成立，进步青年王治平任队长。书中介绍：“这是抗战初期我党在南通控制、培养的第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抗日武装，队伍中还有唐闸附近的一批农民。”独立分队由宋祖望指挥，在大生纱厂周边游击作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下，陈伟达、宋祖望等先后动员300多名工人参加“独立分队”，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生纱厂工人抗日武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地下党组织架构，确保抗日武装斗争的持续性与统一性。
钢骨铁筋：战火中的生产坚守
走进大生一厂的老车间，记者看到，这里还留有当年日本人修建的通道。站在通道上，工厂内部的情况一览无余。这条铭刻着外来侵略印记的通道，是当年日军压迫的直接象征。
在大生纱厂，众多历史遗存都是那段岁月的见证。清花是纺纱的第一道工序，1898年，在大生纱厂建厂之初，清花间厂房由英国人汤姆氏设计建造而成，百年来一直使用至今，直到修缮工作启动前，仍被用作存储仓库。而大生纱厂的仓库群则紧邻通扬运河，原料经水路直达，与生产区形成高效回流路线，体现了张謇高效的工业物流理念。
1939年3月2日，大生纱厂被迫接受日本“军管理”。日方不但掠夺、破坏大生各厂，使其“遍体鳞伤”，更压迫厂内工人，一改“军管理”初期的“宣抚”“招安”之姿态，与其在“军管理”布告中所写的“增进江北民众的幸福”背道而驰。这些迫于生计无奈入厂做工的工人们，其生存苦不堪言。
大生一厂工人孟桂林回忆：“1939年5月，钟纺经营下的大生各厂刚刚复工时，日军派警备队三十余人驻厂，立即在厂内东、南、西、北及钟楼处建造了五座碉堡，碉堡四周都有对外射击的大小枪洞，工厂门口站着持枪的日军士兵，整个工厂像集中营那样警备森严。”厂内各工场、车间，均配有日本监工，并佩戴短枪，与工头、宪兵队、便衣侦缉队，在厂内来回巡查，监视工人行动。工人每天进出厂门时，不仅需要向站岗的日军士兵行礼鞠躬，还要接受检查，下班离厂时出厂门要被搜一次身，放工桥上还要再搜一次身，风雨无阻，从未中断。
然而，在艰难求存的同时，大生纱厂于“军管理”时期并没有一蹶不振，其利用“德产”阶段所获的丰厚利润，加上存沪货栈的各类存货在“军管理”后迅速销售，将所欠银团的债务在“军管理”末期实现清偿。“军管理”前，大生纱厂借助“德产”外衣产销两旺，由此向银团偿还了大部分新旧债务共计468.4万元。然而，日本强加施行的“军管理”中断了大生纱厂蒸蒸日上的生产经营，生存被迫进入黑暗时期。至于剩余的小部分债务，虽经银团督促大生高层与日方力争交涉，仍未能将存通棉纱等运出销售，只能将在沪的各类存货进行销售，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偿还进度。终于，大生纱厂依靠存沪的棉纱布匹获取利润，“其间纱价逐渐上升，银行债务亦逐渐至三十二年（1943）七月而全数理清”。
坚强屹立的老厂房与坚固深沉的老库房，是大生纱厂作为民族工业实体在战火中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精神的象征。这些建筑不仅是生产空间，更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在极端环境下求生存、保元气、维系社会基础、进行韧性抗争的见证。炮火可以摧毁家园，却摧毁不了生产的意志；侵略者可以占领土地，却无法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生命力。
漆颖斌自豪地告诉记者：“130年来，大生纱厂坚持三个‘没有变’：厂名没有变，纺织主业没有变，厂址也没有变。”不仅如此，在以“修旧如旧”原则保护纱厂旧址的同时，大生着力推进智能制造焕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走进大生智慧纺纱工厂，10万纱锭高速运转的轰鸣声被智能化设备的低鸣取代，传统纺织工厂的记忆被AR技术唤醒。AGV无人车穿梭其间，传感器实时采集的3000多项数据在云端汇聚成“数字孪生”，而工人只需通过车载平板处理系统提示的红色故障点，万锭用工从传统车间的50人降至不足10人。2024年，大生集团又启动建设国内第一个绿色碳中和纺纱工厂，预计今年建成投产，将成为全链控碳的“绿色工厂”“清洁能源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