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与文化竞争并存，加之地缘政治和媒介环境的变化，无疑对我们时代的国际传播战略与策略提出了更高要求。但若随机询问一个人，何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相信多数人都难以给出明确答案，顶多会在宏观层面做一些抽象表述，比如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 “天人合一”，注重人与社会和谐的仁礼并重，强调多样共生的 “和而不同”，坚守奋斗底色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以及在关注当下秩序的同时向往理想愿景的 “天下大同” 等。
这些表述固然正确，却不够具体，属于基础性和原理性范畴，若要落实到国际传播实践中，还需进一步细化——需要通过教育、宣传以及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将其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内容，才可能实现有效的传播。
从“单行街”到“双向道”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推进，先发的工业化民族国家在所谓 “地理大发现” 中开启大航海时代，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在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的同时，也播撒着其文化观念。
在启蒙现代性的影响下，当时由清政府主政的中国并未做好应对准备。晚清70年，在内外忧患的局势下，中西交流基本处于“单行街”状态。西方文化凭借多方面优势强势传入中国，改写了诸多传统理念。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部分敏锐的知识分子已明确意识到，中西方之间不仅存在军事、商业等方面的竞争，还必然涉及 “文化战”。因此，不同派别之间爆发了持续十余年的东西文化思想论战，文化交流中的 “双向道” 意识逐渐觉醒。然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局势日益严峻，国民政府除了赢得国际同情外，在本土文化的国际传播方面并未取得太多成效。反倒是延安的共产党人，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和意志，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一缕清新之风。这种精神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文化输出中，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和“第三世界”理论，树立起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
随着改革开放几十年综合国力的提升，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将国际传播的“双向道”理念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技术手段与媒介形态的变革，使文化载体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和文本叙事的主导。除印刷书刊、影视广播等大众传媒外，动漫、电子游戏、微短剧、新媒体短视频、数字空间等新兴媒体领域蓬勃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也促使创作者和研究者不断思考内容生产、传播方式与文化理念的创新。
共情、对话与共创
如何将“民族的”转化为“世界的”，必然要借助通用的语言符号，潜移默化地传递理念。当下的国际传播语境已发生变化：一方面，大众传播的权威媒介仍在发挥其影响力；另一方面，分布式、自组织、去中心化的新媒体和“自媒体”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共同构成了融合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的综合性国际传播态势。
高速网络的普及使实时传播成为可能，个性化推荐算法实现了“千人千面”的内容推送。技术兼容性推动了媒介形态的迭代，突破了单一载体的限制，形成跨媒介叙事的复合形态，同一IP可以通过不同媒介载体（短视频、游戏、直播、虚拟偶像）传递互补信息，构建完整的意义体系。在这种国际传播形势下，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特点，传播策略与方法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首先是共情性。我们时代的文化产品，除了马克思经典论述中提到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外，还存在一种缺乏实用性的“无用之用”，即情绪价值，而情感共鸣是一切交流的起点。LABUBU的热销充分体现了时代的情绪消费；《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国际传播中，其“丑萌” 的形象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影片所体现的反抗威权的价值观，也是全人类共有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元素，如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蒙古族呼麦、侗族大歌、古代神话体系等，便能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李子柒的田园风景和非遗传承视频，也因带有怀旧式的乡愁，而被广泛接受。
其次是对话性。一般的传播规律是：先以猎奇性的方式进入受众视野，然后在传播过程中让异文化受众产生共情；随着传播的深入，又会呈现出共情之外的文化差异部分，这些差异恰好提供了进一步互动的空间，从而促使受众在赞赏、跟随、评论乃至二次创作中，由被动接受加入到主动传播的行列。具体做法上，就像钓鱼时“打窝子”要先给鱼一点甜头一样，尽管国际传播与钓鱼不同，但底层逻辑有共通之处：可以先通过无偿赠与和前期试用的方式，了解受众的喜好，适当调整传播内容与方式。当我们尝试用本土方式讲述他人故事时，这种对话性尤为有效。比如诉诸本能和欲望的“土味”视频，因其无门槛的接受性，固然算不上高深，却是对文化精髓进行深层次、高层次传播的起点。
第三是体验感。媒介语境和人们感知方式的变化，使得意见领袖和单维度传播的效力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受众更注重在共情、对话基础上的体验，也就是平等的共创机制—— “一起玩”。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作品与内容，更要深入到创作模式和产业链。从接受角度来看，新鲜猎奇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熟悉文化模式的路径依赖。因此，“借船出海” 是创造体验感的重要方式，比如与传播对象国的自有品牌绑定，增加中国内容与当地机构的联合出品，讲述中国故事。就像早期传教士会因地制宜地用方言翻译经书一样，中国故事也可以用当地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传递，这种接近性和熟悉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符号形象到价值观念
在跨文化或异文化传播中，最先产生效果的往往是直接作用于视觉或听觉感官的文化传播形式，如音乐、图像与影像。因为这些文化艺术形式较少携带差异性文化元素，即便存在差异，其作用于感官的形式语言也是共通的，容易被接受。因此，我们能看到在海外产生广泛影响的多是此类作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大部分是“引进”，小部分是“出口”，而出口的文化产品往往以元素与符号的形式呈现。比如被人津津乐道的功夫、京剧以及包饺子等习俗，和早期华裔文学类似，传递的是关于中国文化的形象化碎片。这属于文化传播的较浅层次，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中国文化风貌。例如，『李小龙』及后来『成龙』、『李连杰』的银幕形象，有效改变了 “东亚病夫” 的刻板印象。但仅有这一层面显然不够，且容易陷入刻板印象和自我 “风情化”，毕竟这些符号性形象不仅处于中国文化的表层，还带有碎片化、奇观化色彩。
从传播层级来看，符号与元素传播只是起点和基础，在此之上是形象与故事的展开，进而才能传播认识与思维方式，最终触及价值观念。只有传递了价值观念，才能说传播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这就像出口贸易，不能只局限于小商品、土特产和代加工产品，而应追求品牌、核心技术和象征资本，因此经典传播和新作品传播需要齐头并进。
经典是指那些具有跨越时空的影响力、传承了一个民族文明内核，并且经过时间与实践检验的作品。它们代表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因其内涵丰富、形态具有动态性，而具备时代适应性，经得起不断解读和再创造。如先秦元典、唐诗宋词、红色文艺等，各自显现的是中华文明不同阶段原生发明、革故鼎新的成果。
在信息爆炸的当下，经典的国际传播尤为重要，它能够对抗碎片化认知，连接中华文化根脉，还能为其他文化提供批判性视角。像《西游记》这样从口头集体创作到文本定型的经典，在改编为游戏《黑神话：悟空》后，不仅激活了山西晋城玉皇庙、隰县小西天、朔州崇福寺、忻州佛光寺等文化遗产资源，还让国外受众领略到中国传统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的综合魅力。
新创作品中，最成功的案例当属由《三体》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这部站在科幻前沿的作品，其内在价值理念却极具传统中国特色，融合了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顽强与抗争精神，且承载着家园故土意识。由此可见，当下的国际传播，无论在技术手段、艺术形式，还是美学样貌和价值观念上，都是综合性呈现，与当下的媒介融合、文化融合语境相得益彰。
不过，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当下中西文化的交流场域中，中华文明精髓的国际传播仍在起步阶段。那些真正能深植文化根脉的创作，尚被淹没在大量粗放式的娱乐化快消品里——它们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流量热潮，却难在异质文化的土壤中扎下深根。如何让中华民族的多样性文化在光影叙事中舒展其复杂的肌理，让“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的哲思借助数字交互的抵达跨文化的心灵，让中国的旋律与世界的心跳共振出绵长的回响，需要创作者在娱乐化浪潮中沉潜下来，在媒介迭代的间隙里精准捕捉文化的菁华，在满足个体情感需求的同时，更以随风潜入夜的巧思，让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在跨文化的对话中，既保持独有的风骨，又生长出与世界共情的枝芽。这条路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对内容深度的打磨、对传播手法的探索，都是在为文明的对话与互鉴搭建更坚实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