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尔森：破解鼠疫密码的跨界行者
19世纪末，微生物学的浪潮席卷而来，人类在对抗传染病的茫茫暗夜中摸索前行，而巴黎巴斯德研究所恰似一座巍峨灯塔，以科学之光刺破未知迷雾，为这段探索航程标定了方向。这座殿堂由“微生物学之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亲手奠基，不仅是科研高地，更是科学精神的圣殿。这里，走出了诸多杰出人物，包括亚历山大・埃米尔・约翰・耶尔森（Alexandre Emile Jean Yersin）这位非凡学者。
耶尔森兼具实验室研究的极致严谨、疫区前沿的无畏果敢，更怀揣体恤生命的人文情怀。他以巴斯德研究所为精神原乡与科研基石，从实验室走向疫区，从欧洲走向远东。最终，他亲手揭开了困扰人类千年的鼠疫之谜，更将巴斯德“科学无国界”的核心理念，化作播撒在异国土壤里的种子，成为一盏照亮不同文明、跨越国界的科学明灯。
瑞士（1971）：瑞士裔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作为来自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知名学者，耶尔森依托研究所雄厚的科研基础深入疫区、跋涉远东，不仅发现了鼠疫病原体揭开了其千年谜底，更将巴斯德“科学无国界”的理念播撒至异国他乡。
1863年9月22日，耶尔森出生于瑞士沃州小城欧伯讷。父亲是当地的知名医生兼学者，母亲精通自然科学与文学。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小为耶尔森营造了浓厚的求知氛围。不幸的是，他5岁时父亲便因病离世，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肩上。
为维持生计并照顾好子女，母亲办了一所小型私塾，她的教学并不局限于书本，而是常常带领学生走进郊外的山林、田野，观察植物的生长、昆虫的习性，用简单的自制仪器做基础物理与化学实验。正是母亲这种“从自然中学习”的启蒙方式，在耶尔森心中埋下了对生命科学的好奇种子，也培养了他注重实践、凡事亲自动手的习惯。
完成中学学业后，耶尔森对微生物学的兴趣愈发浓厚。19世纪中后期，法国是全球微生物学的“核心阵地”，巴斯德刚刚建立了以“预防传染病”为核心使命的巴斯德研究所，这里聚集了当时最顶尖的微生物学家，从炭疽疫苗到狂犬病防治的突破性研究不断涌现，成为有志于微生物学研究的学者们向往的“圣地”。
为了追寻学术理想，耶尔森于1885年前往法国巴黎深造，次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凭借在校期间展现出的敏锐观察力与实验天赋，他很快获得了巴斯德研究所的青睐，并加入了这支由巴斯德亲自领衔的“科学抗疫先锋队”，正式开启了他的微生物学研究生涯。
法国（2022）：巴斯德与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作为巴斯德研究所神圣殿堂里的一名“追光者”，耶尔森在这里取得了多项开创性成果，成为微生物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浸润于巴斯德研究所特有的创新氛围，耶尔森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实践之中。他跻身于抗狂犬病血清的攻坚研发中，亲眼见证了研究所如何突破从实验室基础探索到临床实际应用的壁垒，将试管🧪里的微量发现一步步打磨成能直接挽救濒危患者的“救命药剂”。正是这种“以临床需求锚定科研方向，用实验成果反哺临床救治”的务实逻辑，奠定了他此后的科研方向。
1888年，耶尔森凭借一篇对白喉的研究论文，斩获医学博士学位。论文中贯穿始终的严谨实验设计、突破性的数据分析方法，不仅凸显了他扎实的科研功底，更将巴斯德学派“实证为先、创新为要”的治学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
1889年，巴斯德研究所正式扩建后，耶尔森因其实验天赋受邀牵头“致病菌毒性机制”的研究课题。此时，他与卓越研究员皮埃尔·保罗·埃米尔·鲁克斯（Pierre-Paul Emile Roux）已结为挚友，两人联手攻关，共同发现了白喉毒素蛋白，填补了白喉致病机制的空白。
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在实验中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若给动物注射极微量的不足以致病的毒素后，再注射致死量的毒素时，动物竟能存活，这暗示机体可产生“抗毒素”。这一发现启发了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对白喉抗毒素的研发，而耶尔森与鲁克斯的研究则为白喉防治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能真正跻身并扎根巴斯德研究所这座科研圣殿，耶尔森申请加入了法国国籍。于他而言，这片孕育科学突破的土壤早已超越了“工作场所”的范畴，这儿是他科学理想的栖息之地，更是他精神层面的神圣图腾。在这里，每一台显微镜🔬下的专注凝视，每一间培养室里的日夜坚守，都无声地承载着他“以科学为刃，向疾病宣战”的初心与誓言。
法国（与越南）联合发行（2013）：耶尔森诞生15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第1枚邮票主图为耶尔森在巴黎时的头像，背景为巴黎巴德研究所和耶尔森夜以继日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景。对于耶尔森，鲁克斯后来回忆道：“耶尔森不是那种等待答案的人，他总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寻找突破口了。”
1894年5月，鼠疫在香港石硖尾一带暴发，并迅速扩散，短短月余死亡逾500人。这座原本商船云集、市井繁华的远东商埠，一夜之间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死亡孤岛”，恐慌与绝望的情绪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危急存亡之际，港英当局向各国发出了求援呼吁，法国政府与巴斯德研究所迅速达成共识，选派麾下最得力的研究员耶尔森，即刻奔赴疫区追查疫源、探明病因。这纸任命的背后，不仅是对耶尔森卓越科研素养与临危应变能力的信任，更彰显了巴斯德研究所作为全球传染病研究重镇，在人类公共卫生危机面前挺身而出、主动扛起使命的大家风范。
6月20日耶尔森抵达香港，发现疫区的艰难程度远超想象。面对重压，他并未却步，而是在法国传教士的协助下进入了玛丽医院，立即搭建起临时实验室，迅速投入工作。他带着巴斯德研究所传承的“分离-培养-验证”的严谨流程，不顾致命风险亲自解剖鼠疫患者尸体。
凭借在巴斯德研究所经年累月练就的微生物形态辨识力，耶尔森从鼠疫患者腹股沟肿大的淋巴结中抽取脓液，从中成功分离出一种短粗、两端钝圆的革兰氏阴性杆菌。随后，他严格恪守被巴斯德学派奉为圭臬的“科赫法则”，将这种杆菌接种到实验豚鼠体内。6月23日，他观察到豚鼠出现了与人类鼠疫相似的症状，并迅速死亡，从而确认了该菌的致病性。然后，他再以血清学实验严谨地排除了其他杂菌干扰的可能性，这一套环环相扣的研究闭环，正是巴斯德研究所日常科研训练在生死疫区的“实战版”。7月10日，法国《科学院报》刊发简报介绍了耶尔森的研究成果。（1967年，国际科学界正式把耶尔森发现的这种细菌命名为“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这个名字不仅是对耶尔森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寻找事实真相的科学精神的肯定，更再次证明了巴斯德研究所那套严谨的科研方法和体系，确实靠谱、有效、具有权威性。）
耶尔森在观察中留意到，街头巷尾时常可见死老鼠，而人类鼠疫病例的分布，似乎与老鼠的死亡情况存在关联。他据此推测，老鼠或许是鼠疫传播的关键环节，并率先提出“老鼠可能是鼠疫传播媒介”这一重要猜想。尽管当时尚未厘清跳蚤在其中的具体作用（这一机制后由法国医生保罗-路易・西蒙德于1898年通过实验证实），但耶尔森的这一猜想，不仅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更奠定了现代鼠疫防控策略的科学基础。正是基于耶尔森的发现与推测，人们才意识到，控制鼠疫不仅要救治患者，还需切断传播链，即通过灭鼠、清除跳蚤等手段，遏制疫情扩散。这一理念重塑了公共卫生应对策略，也成为20世纪初全球鼠疫防控的核心措施之一。
法国（1987）：微生物学家耶尔森。1894 香港爆发鼠疫的危急时刻，耶尔森毅然化身“逆行者”，带着巴斯德研究所“分离-培养-验证”的严谨流程，擒获了鼠疫的元凶，推出了针对性的灭鼠防控措施，成功解除危机，守住了香港这座城市的生机。
香港疫区的突破性贡献，让耶尔森一夜之间声名远播，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也为他预留了高级研究员的席位，等他回来主持核心传染病研究室的工作。然而，耶尔森的决定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他婉拒了巴黎的舒适坦途，执意前往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将巴斯德的科学精神与防控智慧带到疫病频发的远东。这一抉择的背后，是他对巴斯德“科学无国界”理念的深刻共鸣与躬身践行。在他心中，巴黎实验室虽设备精良，却并非最迫切需要科学光照的地方；远东大地正饱受传染病肆虐之苦，才是亟待传染病防控火种落地生根之处。
1895年，耶尔森在越南芽庄倾尽个人积蓄，亲手搭建起一座仅有三间平房的小型实验室。这里陈设极简，核心设备不过几台从巴黎带回的显微镜🔬，却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袭了巴斯德研究所的核心使命——以科研攻坚传染病，以公共服务守护生命健康。在这间简陋的实验室里，他带领助手夜以继日地批量培养抗鼠疫血清，免费给越南各地医院使用，为无数患者筑起了生命防线。针对当地肆虐的疟疾、霍乱等高发传染病，他又深入村落开展地毯式流行病学调查，最终建立起东南亚首个系统化、规范化的传染病监测网络。
1902 年，越南殖民政府邀请耶尔森主持创办“河内印度支那医学院”（今河内医科大学）。办学过程中，他复刻巴斯德研究所的“理论 - 实践”双轨模式：课堂上系统讲授微生物学等基础理论，实验室里手把手指导细菌操作技能，临床诊疗中则着重强调“病因指导治疗”。这一模式与当时殖民学校“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形成鲜明反差，突破了传统殖民教育的局限。耶尔森还力主培养越南本土医生，他认为唯有扎根本地的人才，才能为公共卫生事业提供可持续的支撑。这一理念与殖民政府追求“精英化”培养的诉求严重相悖，在矛盾的不断激化下，最终迫使他辞去职务。尽管如此，他培养的首批越南本土医生，此后均成为推动当地医学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1905年，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鼎力支持下，从平房中起步的“芽庄实验室”正式升级为巴斯德研究所芽庄分所，这是巴斯德科学体系在亚洲落地的首个分支。百余年来，耶尔森播下的科学火种始终没有熄灭，如今依然是东南亚微生物学研究与传染病防控领域的关键重镇。
耶尔森的远东实践，始终紧扣巴斯德研究所“把最尖端的科学发现，第一时间变成人人都能受益的公共卫生行动”的初心。他清醒地认识到，传染病的肆虐往往根植于贫困与落后的生活土壤，于是将科学触角延伸至民生根本。他从巴西引入橡胶树，助力越南建立橡胶产业体系以改善经济；从秘鲁引进金鸡纳树，在芽庄分所建成奎宁提取车间，为疟疾防治提供平价药源；依托研究所资源开辟实验农场，培育优良畜禽品种，手把手指导农民改良种养方式以提高收成。这些看似与微生物学不沾边的举措，实则是对巴斯德“用科学改善人类生活”理念的深度拓展与鲜活实践。对于耶尔森来说，巴斯德精神从来不是局限于实验室的“象牙塔学问”，而是能扎根大地、惠及民生的“实用科学”。
越南（与法国）联合发行（2013）：耶尔森诞生15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第2枚邮票主图为耶尔森在越南时的头像，背景为巴斯德研究所“远东分支”——巴德研究所芽庄分所，以及他在越南的其他贡献：橡胶种植、金鸡纳树栽培等项目。耶尔森扎根越南，成为把巴斯德精神播撒到远东的“播种者”。
耶尔森从未被“科学家”的单一标签所禁锢，这份多元特质的根源，正是巴斯德研究所兼容并蓄的学术氛围。在这里，科学与生活从未割裂，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滚烫的生活热情始终共生。
他是带着巴斯德研究所的科研设备闯丛林的“地理学家”：1890年随法国探险家、殖民地官员奥古斯特・帕维（Auguste Pavie）深入蛮荒的老挝丛林时，不仅系统记录地貌特征，更采集了数百份动植物标本，带回巴黎后与巴斯德研究所植物学实验室联合开展研究；他是用科学思维玩转机械的“发明家”：在芽庄分所旁自建的工作室里，凭着科学家的严谨亲手改造动力机车发动机，成为法属印度支那首位拥有私人汽车的人，而这些机械改良经验更反哺科研，被用于优化分所的培养箱与消毒设备；他是践行巴斯德“科学当有温度”的人文医者：在芽庄的岁月里，他常年在分所门前设免费义诊点，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地为百姓看病。
1934 年，71岁的耶尔森受邀重返巴黎巴斯德研究所，被授予“荣誉所长”称号。在研究所百年历史中，这一头衔从不只是象征性的荣誉加冕，它专为那些既深耕本土科研、又将巴斯德理念推向世界的先驱者而设。然而，这份沉甸甸的头衔并未留住他。不久后，他便返回芽庄分所，继续在那间伴随他半生的实验室里整理数据、指导后辈，直到生命的尽头。1943年3月1日清晨，79岁的耶尔森因心脏病在芽庄分所的住所溘然长逝，手边是未写完的东南亚传染病防控笔记。
法属印度支那（1943）：微生物学家耶尔森逝世纪念。遵照耶尔森生前留下的遗愿，他被安葬在芽庄分所旁的小山坡上，这里能俯瞰他亲手创办的实验室与义诊点，能望见他引进的金鸡纳树林。墓碑上只简单刻着一行字：“亚历山大・耶尔森——巴斯德研究员”。对他而言，一生的荣光与归宿，从来不是“所长”或“学者”的称谓，而是“巴斯德人”这个最质朴的身份注脚。
从巴黎巴斯德研究所里跟着前辈研习微生物分离技术的年轻研究员，到 1894年扛着简陋器材奔赴香港鼠疫疫区的“逆行者”，再到扎根法属印度支那三十余载、播撒科学火种的“播种者”，耶尔森的一生堪称巴斯德精神最生动的 “活教材”。他用跨越半个世纪的实践，诠释了何为真正的科学：它不仅是显微镜🔬下对杆菌形态的精准辨识、培养皿中对病原体的严谨验证，更是面对疫区百姓求助时，用免费血清筑起生命防线的温度；不仅是实验室里破解鼠疫传播奥秘的突破性发现，更是放弃巴黎优渥职位、奔赴远东践行“科学无国界”的担当。
在巴斯德研究所的早年岁月里，他便将“科学为民”的理念刻入骨髓，从协助前辈改进疫苗培养工艺，到参与公共卫生科普宣传，这些经历让他坚信，科学的价值从不在论文的铅字里，而在惠及众生的实践中。正因如此，香港疫区的茅屋里，他才会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解剖尸体、追踪疫源；芽庄简陋的实验室里，他才会倾尽积蓄批量制备抗疟奎宁，分发给偏远村落的村民；河内医学院的课堂上，他才会顶着殖民政府的压力，坚持培养能扎根本土的医生……这每一步选择，都是巴斯德精神的具象化落地。
正如他在1920年给巴斯德研究所同事的信中所写：“我们的实验室没有围墙，人类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研究范围。”如今，这份精神依然在延续：巴黎总部的科研人员循着他的足迹，深入全球疫区开展传染病预警；芽庄分所的义诊点前，依然排着等待诊疗的当地百姓，一如当年耶尔森坐诊时的场景；河内医科大学的实验室里，“理论-实践”的双轨教学模式仍在培育着新一代医学人才。从鼠疫防控到全球公共卫生应急，耶尔森用一生践行的巴斯德精神，早已超越时代与地域的界限，成为照亮人类与疾病抗争之路的不灭光芒。
法国（与越南）联合发行（2013）：耶尔森诞生150周年纪念。耶尔森以巴斯德精神为炬，一生逆行疫区、扎根远东，用科学驱逐鼠疫、以教育培育本土人才、以仁爱服务人类，终将自己化作无国界的生命之光。
作者简介
王平，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华医学集邮会副会长。
医学的历史与文化
编辑丨朱雅洁
审核丨夏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