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日晷”，又称“日规”，是古人利用日影位置的变化来测量时间的一种计时仪器，通常由晷针—表、晷面—带刻度的表座、底座几个部分组成，常见形式有地平式日晷、赤道式日晷。
按照西方历史描述，早在4000年前，古埃及人制作了星钟图，用它来查看哪颗星星已经升起，然后计算夜间的时刻；为了白天计时，古埃及人又制作了“影钟”，即由一根杆子、周围一圈记号代表某个时间，横杆的影子越过某个记号就知道当时的时间。据说，在距今3300年的古埃及法老塞提一世陵墓中，就发现了一套制造影钟的器械，笔者没能找到相应的图片。
随后，在影钟的基础上，古埃及人又发明了“日晷”。紧随其后，古罗马人又发挥聪明才智，对古埃及日晷加以改进，甚至制造过便携式旅行用钟，见上图。
至于中国日晷，隋代才记录日晷，当时记录的是地平日晷的短影平仪，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中最早记录赤道日晷，但内蒙古呼和浩特曾出土汉代晷仪。
问题在于：根据中西方考古与史料对比来看，在“日晷”问题上，中国远逊于西方，那么真实历史是不是这样呢？其实，西方对古埃及古罗马等的日晷叙事，反而画蛇添足，让西方历史叙事露出了“马脚”。
想要知道古埃及“日晷”可不可信，得先看一看中国日晷发展的历史。
中国长江黄河流域，总体气候特征是四季分明，因此在这样气候特征下发展农业，就必然要掌握“农时”，否则比如错期播种的后果如何大家不难想象。
因为要掌握农时，于是古人做了很多探索，其中之一就是立表测影。当然晚上夜观星象，比如大火星的动向、北斗斗柄的指向等都与季节相关。
所谓立表测影，就是立一个垂直于地面的表尺、地面向北与之垂直放置一根有刻度的圭尺，然后观察正午日影长短，夏至最短、冬至最长、春秋分相等。
其中，“表”的长度有严格要求，比如汉代“铜表，高八尺，长一丈三尺，广尺二寸。圭长一丈三尺，广一尺二寸”。表一旦或高或低，都要调整整个测量系统。
7000年前的湖北秭归柳林溪、65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都留下了立表测影的证据。但受制于时代认知，当时应该只能测二分二至，就是24节气中的四个。
4000年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观星台、圭表等，其中考古领队何驽考证发现陶寺先民将一年划分为20个节气。
西周时期，圭表至西周晚期已发展出表座，圭表测影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同时，考工记中详细记载了圭表测影的其他用途，比如建造城市房屋时的辩方正位等。
东汉时期，古人发明了“便携式圭表”，就是把标准圭表缩小。江苏扬州仪征出土的“东汉仪征铜圭表”，表高19.2厘米，按一汉尺23.75或23.8厘米计算，恰为标准形制的1/10，这就犹如后世的手表，见上图。
隋唐宋时，随着中国天文认知加深，古人将圭表测时与十二时辰结合，于是就出现了“日晷”，先是地平日晷，后是赤道日晷。其中，赤道式日晷的晷面为赤道面，依照使用地的纬度，使赤道式日晷的晷面平行于赤道面，晷盘上的刻度等分，夏季和冬季轴投影在晷盘上的影子会分在晷盘的北面和南面。
上述可见，单从技术和天文认知发展上看，中国日晷的出现，是在数千年立表测影，以及十二时辰、更深入的天文认知基础上，最终才孕育出了日晷。
相比之下，古埃及人简直就是天才，上来就知道制造类似日晷的“影钟”（详细见文章开头），随后就发明出了日晷（见下图），中间不需要漫长的立表测影的探索。
但问题是，相比中国日晷出现历史，古埃及这一叙事，存在五个基本疑问：
首先，中国因为四季分明，必须要掌握农时，这不是爱不爱好，而是现实的生存需求。古埃及制作影钟的需求和动机是什么呢？需要注意的是，上古时期人们对日常时间的精度要求没有那么强烈。
其次，中国从立表测影到日晷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一条完整的演化链，但古埃及影钟出现的非常突然，缺少演化过渡的过程。今天我们看立表测影和日晷似乎很简单，但对古人来说却要漫长的探索，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古埃及突然就掌握了影钟，然后就简单过渡到日晷，太过突然。
第三，中国的立表测影、日晷等，有一整套规范要求，比如上文提到的圭表长度，测量时的各种要求，还有日晷的各项规范等。但古埃及的影钟与日晷，缺少相应规范要求。
第四，立表测影、日晷等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与中华文明共同发展、共同演化，比如立表测影得出的“地中”、中国之中等就是如此，还有今天手表之表就是过去圭表之表。但古埃及的影钟与日晷，与古埃及文化联系显然不太紧密。
第五，在古埃及日晷基础上改进出的古罗马日晷，比如公元前9年奥古斯都建造的太阳钟，其描述与中国后世的日晷几乎一样。与古埃及一样，也完全缺少中国日晷的发展演化过程，以及与日晷相应的文化体系，总能一步到位。
因此，从技术演化来看，所谓古埃及的影钟、日晷等，理应是在中国相应技术西传后才出现的，这样才符合“没有演化、突然出现”的逻辑。
也就是说，通过反常的影钟、日晷等历史看，古埃及某些年代可能是被高估了，或者说某些后世的东西被“误判”为3000年、4000年前的古董。与之相应的是古罗马，通过其日晷历史也可见其年代可能被严重高估。
当然，除了“高估”年代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就是造假。或者说，其中可能既有造假，也有高估年代。
总之，并不是说日晷只能是中国发明，而是任何原创发明创造往往都有一定孕育过程，都有漫长的铺垫，而不是一蹴而就、出道即能成熟，基于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古埃及古罗马日晷出现的极不正常，极有可能是中国立表测影和日晷西传西亚、再西传之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