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我从法国返回沈阳，众兄弟来接机，回家放下行李，就直接到饭店，这半个多月欧洲生活不差酒，但是饭菜可就委屈多了，回到东北才知家的美味，最直接的是可口的中餐啊！
然而我在饭桌上竟然睡着了，接连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折腾，我已经累的不行、困的不行，接下来我还有事情要做，要倒时差，要洗洗衣服，第二天一早我还要赶往上海，参加红旗20相机📷️问世55周年的纪念活动。
说到这次活动，我在6月14日就接到了马总的通知，让我约上北京的东新利，9月20日到上海参加红旗相机📷️纪念研讨会，而那时我正痛苦着，就在三天前，我在德国科隆的希尔顿酒店前台，把相机📷️包丢了，里面就有我的红旗相机📷️50毫米标头。
我这次到欧洲探访相机📷️收藏文化，特意带上这枚非常喜欢的红旗50镜头（号码770059），希望拍一些人文照片，让它发挥“最后的预热”，等回国就把它和整套的红旗相机📷️“封存”收藏，不再拿出来拍摄。
我自从去年拥有了红旗相机📷️，这枚标头几乎一直带在身边拍摄，走了十几个省市，除了转接数码拍摄，也拍摄好几个胶卷，我是非常喜欢这只镜头，一度成了拍人像的挂机头。
然而不想，在希尔顿这个名牌酒店遇到了盗贼，仅用我不到一分钟的疏忽，瞬间将摄影包席卷而去。我是满满的一包相机📷️和镜头，被连窝端，损失了十几万。
那几天别提多郁闷，然而痛苦归痛苦，我还是答应了赴上海，毕竟还有机身和35与90 镜头，而这种活动也是机会难得，怎能错过。我同时也告诉了拥有红旗相机📷️北京东新利、大连孙永江、绍兴罗国庆，相约上海一聚。
9月19日一早赶往机场，最后落地上海浦东，然后是一顿的神走，机场大对于城市是体面，但对于旅客是痛苦，特别是对于疲惫的旅客，是煎熬啊，走了不知多远，又是转乘机场内地铁终于出机场，又赶往2号线。好在始发站有座位，我可以暂且喘息了，一个多小时后下地铁，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奔赴马总的“海鸥之家”，这也是几年来我在上海的临时的家。
马总和本次红旗相机📷️纪念活动的承办人之一张国樑先生已经等在楼下大厅，寒暄几句我们上楼，但是踏入“海鸥之家”的那一瞬间，我还是心里有种空荡荡的感觉。
整个展室都搬空了，原来这里拥挤着上千件的相机📷️和镜头，以及各种海鸥相机📷️附件、资料，可以说是中国相机📷️文化的半壁江山，而今都不见了，甚至墙上挂的上海照相机📷️厂老照片也摘除了，除了沙发与桌椅，都搬空了。
马总把他用十几年心血打造的“海鸥之家”全部无偿的捐献给了上海档案馆。
上海是中国相机📷️研发与生产的主力军，生产的相机📷️和摄影器材不仅品种繁多，也在总量上占全国的国内一大半，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马正康先生用十几年时间搜集上海产的照相机📷️，筹建相机📷️博物馆，出版《海鸥大观》，最后把全部藏品捐献给了上海人民。
而我自2025年起，无数次到过这里，后来甚至住在这里，在2022年疫情中我就还被封控在这里7天，与这些相机📷️、镜头相伴无数的日夜，已经有了记忆和情感，而今看不到了相机📷️，虽然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心里空落落的，无法适应。
但情绪很快就被北京来的收藏家们所替代，这次上海活动，我除了东新利还约请了北京沈铭、路万江、胡浩和李仲参加，都是老朋友，见面自然热络。而不久，来自日本的岛田健（陆田三郎）先生也到了。
岛田先生也算老熟人，他曾经作为记者早年驻扎北京，这期间喜欢上了中国相机📷️，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先后出版了《中国相机📷️故事》和《红旗271》两本书。特别是《红旗271》是用日文和繁体汉字一起出版的（台湾），这本书也成为红旗相机📷️研究的“尊者”。他的到来，让这次活动有了不同意义，也有了国际性质，关注红旗相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相机📷️爱好者啊。
岛田的到来，让大家很高兴，因为他这些年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相机📷️，同很多国产相机📷️收藏家是好朋友，特别是他出版的两本中国相机📷️书籍，这不仅是外国人少有，就是中国人也没有超过他的。大家早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期待，同他合影，请他在书中签字。
我因为没有及时回家，无法带书出来，不仅他的两种（三本）书我都有，而第一本书上还有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在五棵松遇见他时，他拍的一张照片，我如果求签字，就签在照片上多好。
接下来，我们赶往上海大收藏家施健先生的相机📷️馆参观。
这里有个小插曲，这次参观是我和施健前段时间商定的，当时我在科隆参加一场老相机📷️拍卖，施健先生看我在现场，就打电话过来聊了几句，他听说我要去参加上海的红旗相机📷️研讨会，就约我和外地的相机📷️收藏家到他的收藏馆参观，而当时他在加拿大，他说暂时回不去，就委托顾健老师接待。
施健先生主要收藏名牌相机📷️，其中徕卡、罗莱、福伦达、蔡司、爱克山泰以及阿尔帕相机📷️，几乎是完整收集，甚至不乏一些罕见的试制品，书中都没有。我把施先生的相机📷️称为“教科书”般的收藏。这让来自北京和外地收藏家啧啧称赞，就连岛田先生，也非常佩服，说这种规模，在日本，也是凤毛麟角。
晚上施健先生设宴款待外地收藏家，他虽然没有到场，但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热情与魅力，把酒言欢，相机📷️收藏让大家走到一起，却成为同好和挚友，说不完的话题，不知不觉，酒也都到量了。
9月20日，红旗相机📷️55年纪念活动开始，地点是上海中山南路“丽音音响”广场举办。我赶到时，大部分与会者已经到达，当然了，大部分人也都是多年熟悉的朋友。
大家把带来的红旗相机📷️拿出来，交给主办者，都摆放大一个柜子里，而我在递交相机📷️时，还是鼻子有些酸涩。去年6月，我在上海和李东晨接待一位外地藏友，他把家里收藏多年的两台红旗卖给我们，我们欣喜的也拥有了红旗，而今我带着红旗再次返回上海，却丢失了 标头，只剩下一机两镜了，内心真的惭愧，我觉得对不起上海了。
这一天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和日本岛田先生带来了共计17台（套）红旗相机📷️，这也是中国相机📷️收藏史上，第一有这么多的红旗“返场”或“回娘家”上海，到场的人都很激动。
我见到了祖忠人老师，四年前，我在东北帮他买到了一套红旗20相机📷️，并背到上海给他，他非常激动，说“红旗相机📷️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上海人的骄傲”，拥有一套红旗是他几十年的梦想，而今终于梦想成真，他说多希望有一天，众多的红旗能回娘家，欢聚一堂，共享上海的美好今天，也让国产相机📷️来一次高光时刻。
而今，这一愿望真的实现了！
红旗逐一摆放好，大家欢腾，围着各种拍照，而接下来的红旗相机📷️研讨才让人激动和出乎意料。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发言是上海华侨收藏协会会长王震，他从官方的材料角度讲解了红旗相机📷️的立项、研发以及最后的相机📷️成本以及销售价格。
王震用大量的时间去图书馆和档案馆查找官方原始文件，然后抄录了大量的笔记，并作整理与归纳，纵横两条线的将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得出能够说服人的理性结论，做了一场红旗相机📷️官方史料收集、整理，归纳研究报告，用翔实的“正史”资料，揭开很多谜团，也纠正了江湖上，甚至很多“野文”的不实之说，非常精彩，也受益匪浅。
关于这次王震会长的演讲，我会另写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谈谈红旗相机📷️研发和成本及销售价格。他非常支持我，给了我他的演讲课件。
另外来自日本的岛田先生（陆田三郎）也讲述了他拥有红旗和写出《红旗271》一书的体会和过程。他说参加这次活动最大的收益是了解了以前没有的资料，特别是这些首次被披露的官方资料，也让他吃惊，觉得要重新写一本红旗相机📷️书了。
这次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可以说史上“最短命”的老相机📷️展，仅两个小时就结束，但展品的价值不菲，而这场展示规模索然很小，但是价值最高的一次中国相机📷️展，它的影响非常大。
红旗20相机📷️是文革期间的一项具有政治任务工业产品，由于加工工艺、材料和成本所限，仅生产了271台，是我国最珍稀的相机📷️之一，也是国产相机📷️的制造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今持有红旗相机📷️，更是国产相机📷️收藏者的梦和终极目标。
参加活动的各地相机📷️藏家也是非常激动，这也是他们拥有红旗相机📷️以来的最高光时刻，大家欢欣鼓舞，也感叹下一次再聚，不知何时，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