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贺良见证了中国航拍从专业高端走向大众普及的巨大变迁。图为2025年冬侯贺良用无人机拍摄沂蒙山区。图／左庆
从1903年德国人尤里乌斯·诺伊布龙纳把相机📷️绑在信鸽身上记录风景开始，人类对于“天空之眼”的想象就从未停止。如今，无人机的出现，让我们真正拥有了驾驭“上帝视角”的能力——它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成为每个人都可以触及的视觉语言。
在这一跨世纪的航拍演进史中，摄影家侯贺良成为亲历与推动者。从乘飞行器艰辛航拍到持遥控器自如运镜，40多年来，他以空中镜头诠释着这个时代最为壮阔的地表叙事。与他对话，仿佛打开了航拍技术与艺术创新的进阶之路。
从高空险途到指尖翱翔
提及航拍生涯，侯贺良的目光飘回了20世纪80年代初那个颠簸感十足的机舱。“那时航拍机会稀缺，每一次飞行都堪称殊荣。”作为业界公认的“山东航拍第一人”，他开口便带出了一段极具画面感的往事。
彼时，他所在的画报社承接了一项全省多地的航拍任务。第一次出任务，好几位同事挤在卸掉舱门的运5机舱口，飞机起飞前领航员拎来的一只桶，让初出茅庐的他满是疑惑。“直到飞机上天转了几圈，剧烈的颠簸把人晃得直吐，才知道那桶是‘救命’的。”他回忆，自己却是越飞越精神，后来同行总说他搞航拍“有天赋”，“现在想来，这大概是老天爷赏的‘先决条件’”。
1999年，侯贺良航拍齐鲁大地。
从运-5固定翼到法国EC-135、国产直-9直升机，从美国R-44、R-22轻型机到撒农药的蜜蜂飞机，甚至看着飞行员现场组装三角翼再载他上天，在侯贺良的航拍轨迹里，曾出现过多种飞行器。“每一次飞行，都伴随着未知的艰辛与惊喜，也隐藏着难以预料的危险。”
“大概是13年前的四月份，我在淄博航拍。恰逢冷空气过境，能见度极高，我们便决定升空拍摄。”飞行时，侯贺良几乎将整个身体探出舱门，疾风中，不到五分钟，全身就已冻僵。两个多小时后降落时，他已无法动弹，晒了很长时间太阳才能活动腿脚。回到招待所，他加盖几层被子躺了三个小时，才觉得身上暖和了些。“后来我问飞行员为何提前返航，他说，空中调头时遇到强气流，旋翼突然停摆，若不是处理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侯贺良感慨，多年来曾与他合作过的飞行员中，有五六位在飞行事故中不幸牺牲。风险无处不在，加上晕机等身体反应，越来越多的同行逐渐退出航拍，但他从未退缩。他说，从空中俯瞰大地的“飞跃享受”，远胜过一切顾虑。
每次航拍，侯贺良总是要带上两三个相机📷️和好几个镜头。一小时航拍的成本就是一万元左右，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拍出最多、最美的图片，他早已练就了快捷的身手，几小时扫完一座中等城市的节奏里满是创作张力。这份对高空航拍的执念，却在无人机初现时遭遇了“降温”：“刚开始真没太当回事，觉得飞手操作无人机像玩游戏机。”
2025年，侯贺良用无人机的独特视角记录下内蒙古那达慕的热闹场面。
真正让他转变观念的，是无人机打破了传统航拍的“层层束缚”。“载人飞行器航拍审批过程复杂，还得看天气因素、飞机状况，想拍一次太不容易。”侯贺良话锋一转，“但无人机不同，只要不是禁飞区，天气好，拎着机器就能飞。”这份“想拍就拍”的灵活，成了打动他的关键——不用再被动等待飞行条件，能跟着光线随时起飞，也能在同一个场景反复调整高度，慢慢打磨构图，“这在过去，根本不敢想”。
当然，无人机亦有局限。普通飞行高度限制在120米，特殊审批也不过500米，难以捕捉更为宏大的地理格局。但侯贺良强调，无人机真正的美学价值，恰来自其低、近、灵的视角构造能力：它能悬停于十米低空，还能飞到一些“刁钻”位置，“比如钻到桥洞下仰拍，让桥身弧线和天空对称；或者贴着水面飞，把倒影和实景对折成画，这些角度，有人机飞就是玩命！”
无人机所带来的，不只是一种新技术工具，更是一场视觉语言革命。
技术为骨，艺术为魂
“技术是手段，艺术是灵魂。”在无人机摄影中，技术与艺术的协调与融合，其实就是让无人机成为“会听话的画笔”——技术精准执行，最终落在艺术想要表达的“魂”上。
2024年侯贺良拍摄的金山岭长城，呈现出龙脊蜿蜒云海间的磅礴气势。
“就像我拍金山岭长城，艺术灵感的核心是想展现蜿蜒的气势和云海相拥的灵动。”侯贺良回忆，那日正是云海翻涌，长城如龙脊蜿蜒其间。传统拍摄方式受限于地势，难以捕捉全局，这时无人机的可控性，就成了实现艺术想象的关键。
“云海流速快了，我就把无人机压到50米低空，让它贴着城墙脊线飞，这样垛口的棱角、下方翻滚的云浪能一同入框，既有细节的质感，又有曲线的延伸。”他说，如果想突出“巨龙穿云”的气势，手指一推操纵杆，它能瞬间拉高到一二百米，把远山轮廓也收进来。
看着云海的走向，一边调整无人机的高度和速度，一边在遥控器上实时构图，这种“技术跟着灵感走”的创作方式，也贯穿着他记录齐鲁大地的全过程。
当年投身航空摄影，初衷便是为外宣定格齐鲁大地的壮阔——绵长的海岸线、黄河奔流的入海口、巍峨的泰山，这些题材，正需要能“装下天地”的视角来诠释。“从高空往下看，蜿蜒的黄河水裹着泥沙冲进渤海，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感，一眼就能撞进心里。”谈及黄河入海口的拍摄，他指着画面中的湿地与河道说道，“这些看似平常的景，用宽画幅一拉，就成了气势恢弘的大地史诗，这就是视角在为题材的‘魂’赋能。”
2014年航空摄影作品《黄河入海口湿地》游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以曲折蜿蜒的河道作为视觉引导线将观者的目光引向远方。
2025年无人机摄影作品《黄河入海口生态湿地》将镜头聚焦黄河入海口极富亲和性的生态景观，从空中俯瞰绝美滩涂。
40多年来，侯贺良的航拍足迹遍及中国多省市，也远至法国、美国的城市乡村，但他始终秉持一个原则：拍摄前必做足功课，先了解当地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历史，再决定如何运用航空拍摄进行表达。
他还对比了航拍在不同城市运用的差异：拍摄纽约、旧金山这类现代都市，适合用高角度展现摩天楼群的“垂直森林”感，以此凸显城市的密集肌理与蓬勃活力；可若是拍澳门，高角度反而会让骑楼雕花、石板路的斑驳质感变得模糊，此时需低空慢飞，才能将骑楼廊柱、教堂尖顶，连同巷子里晾晒的衣物一并纳入画框。“城市的烟火气与历史感，正藏在这些细节里。即便同一座城市，CBD与老街区也得切换拍摄‘频道’：前者俯瞰格局，后者贴近叙事。”
“与有人机相比，无人机最珍贵的，不是能飞多高，而是能根据题材选角度的自由。”这些年跨地域拍摄，侯贺良早把无人机练成了“多面手”——拍山河时是“高空望远镜🔭”，收尽天地格局；拍街巷时是“移动观察者”，捕捉细碎温情。而工具的所有功能，终究只为“看见题材的本质”服务。
2015年，侯贺良航拍的雾中莱州小城，有水墨画的留白之美。
不过他也坦言，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始终要以飞行安全为前提。他曾在泰山顶峰遭遇强风导致“炸机”，“那次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不要让侥幸替自然做决定。”他建议，飞手应严格检查实时风速，确保无人机抗风能力高于实际条件一级以上，尤其在山区、海边、峡谷等易发生乱流的区域。
“安全飞行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意识问题。”他强调，再惊艳的画面，也抵不过人与设备的安全重要，这才是无人机摄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课。
侯贺良1999年拍摄的泰山静谧而神圣。
以航拍之眼，为时代立像
回顾40余年的航拍历程，侯贺良将其视为一部“用镜头书写的时代影像史”。在他看来，航空摄影不仅带来视角的飞跃，更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时空记录力”，让人们得以重新发现脚下这片土地深藏的时代故事。
航拍的真正价值不止于“高”和“广”带来的视觉感受，更在于捕捉时代进程中那些“习以为常却意义非凡”的细节。他曾用无人机持续跟踪山东多项建设工程，以同一高度、同一角度记录下一块空地上“长”出参天大厦的过程。“那种时空叠印的效果，是文字难以表达的‘生长感’，是真正看得见的日新月异。”
无人机的高空视角将城市变迁中零散的变化串联成连续的全景史诗。“它不仅能拍下一栋楼的消失与出现，更能梳理出一条街的肌理、一座城的扩展，甚至捕捉‘新与旧’在同一画面中的对话。”侯贺良强调，这些影像不仅是可触摸的时代印记，更是“为时代存像”的最佳实践。
对比1999年与2022年的东营，侯贺良航拍的意义变得更加立体。
随着无人机从专业领域飞入寻常百姓家，『社交平台』上不乏各类“上帝视角”影像，侯贺良却敏锐地察觉到，在技术门槛不断降低的当下，航拍更应走向理性与深化：“未来的方向不应止于‘视角猎奇’，而应转向‘内容深耕’。”他建议创作者聚焦具有时间厚度和人文深度的主题，以无人机完成精准的“时代切片”，实现从“拍得广”到“拍得深”的转变。
正是在这种大众创作热情高涨却渐显疲态的背景下，航拍内容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千片一面”的审美困境。面对同质化现象，侯贺良指出，破局的关键并非一味追求更先进的设备，而是回归创作本身，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视角。他鼓励创作者将历史、地理与文化等多维度思考注入作品，形成独特的个人文化印记。
而当行业还在摸索内容突围之路时，AI技术的浪潮已然涌入摄影领域。面对AI与无人机结合所带来的新可能，侯贺良持清醒立场：“AI可以提升效率，但不能替代创作。”他强调，AI在地理标注、构图辅助与气象预测等环节能提供强大支持，但这一切必须服务于内容真实。否则，作品的历史价值将荡然无存。
说到底，技术永远是手段。真正让作品“立得住”的，是拍摄者对时代的观察、对土地的情感，以及对“为何拍摄”的清醒认知。正如侯贺良几十年如一日拍摄山东，最珍贵的并非航拍技术本身，而是镜头背后“人与土地共生共长的视角”。
而当话题回到“最初的热爱”，这位鬓发渐染的摄影家仍心潮澎湃。“每次通过镜头看到前所未见的画面，我依然会心跳加速。”这份激动不只来自新鲜视觉，更源于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熟悉与爱。“飞过一座山，我知道它十年前的模样；拍一座城，我清楚它变迁的故事。”正是这些藏在镜头背后的记忆与情感，让每一次的“新发现”都成了“老牵挂”的新模样。
因爱而有期待，因期待而激情不灭，这或许就是他的创作密码。
作为中国“杰出航空航天摄影师”，侯贺良的航拍足迹遍布海内外。图为2016年侯贺良在美国航拍。
侯贺良的外国友人在华无人机航拍小贴士
对『于海』外摄影爱好者用无人机探索和展示中国，只要不违背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我们都持欢迎的态度。当然摄影爱好者既要守规则，也要懂文化，这样才能既拍得顺利，又拍得有深度。结合我的经验，或许可以从“准备—创作—推荐地”三个层面再细化，让他们更精准地找到方向：
No1.行前准备：合规是前提，懂地是基础
一定要熟悉中国的空域规则，并做好当地功课。具体可以拆解成两步：
一是先搞懂“能不能飞”。西藏、新疆、内蒙古等自治区是国内外广大无人机摄影爱好者最青睐的拍摄圣地。在这些地区，对无人机飞行有明确的空域管理规定，建议出发前通过中国民用航空局官网或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查询目的地空域类型。另外，很多热门景区需要提前向景区管理处申请飞行许可，最好通过官方渠道提前3—5天报备，避免到了现场无法起飞。
二是再摸清“怎么飞更好”。提前了解地貌、气候、历史，比如去西藏，要注意高海拔对无人机电池的影响，低温会缩短续航，要有保温措施，且部分藏区的湖泊、神山属于当地文化圣地，飞行时需保持尊重，避免低空盘旋或近距离拍摄宗教场所🛐；去新疆的沙漠地区，要提前查好风向，沙尘暴天气可能导致无人机失联，同时了解当地的人文习俗，有些拍摄需征得拍摄对象同意。这些细节不仅能让拍摄更顺利，也是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显示摄影者的修养与素质。
No2.创作理念：从拍风景到拍故事，让画面有中国味
海外摄影爱好者拍中国，容易陷入“打卡式拍摄”，但真正能打动人的，是让高空视角连接中国的人与生活。可以试试这两个思路：
首先，用“大场景+小细节”体现共生感。比如拍桂林山水，别只拍“山如碧玉簪”的远景，不妨降低高度，捕捉竹筏在漓江上穿行的瞬间；拍福建土楼，除了俯拍圆形建筑群，还可以等待傍晚时分，记录村民在土楼广场晾晒作物的生活场景。这样的画面，既有中国地貌的独特性，又有人与土地的温度。
再者，结合“文化符号”找视角，让画面有辨识度。中国的很多景观本身就藏着文化密码，比如云南的元阳梯田是哈尼族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如果提前了解这些景观背后的历史，拍摄时会更有镜头的方向感——不是拍“好看的图案”，而是拍“图案里的文化故事”。
No3.推荐拍摄地：兼顾景观独特性与文化代表性
我前面提到的西藏、新疆、内蒙古很适合无人机施展，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既有“能出片”的地貌，又能体现中国的多元文化。如福建的霞浦、甘肃的张掖丹霞，摄影者不仅能拍摄这里的独特风景，还能看到人们如何在这儿生活，体现人与自然的共生，让“镜面”有了故事感，从中国人的生存智慧里感受到中西文化的碰撞。
还有西藏的纳木错、新疆的喀纳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等，这些地方的“大尺度景观”最能发挥无人机的宏观视角优势。拍摄时可以等待特殊时刻，比如日出时的光线洒在草原上，或牧民转场时的羊群如流动的线条，让“广阔”里多一份动态的生机。
综上所述，其实对海外摄影爱好者来说，用无人机拍中国，最珍贵的不是“拍到了什么景”，而是通过镜头看到“中国的土地与生活如何共生”。提前做足功课，飞行时心怀尊重，画面里自然会有真实的中国味道——这或许比单纯的技术技巧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