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舟
《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张静、赵世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社会科学中，“质性研究”是相对于“量化研究”而言的概念。从广义上说，包含诸如文献研究、实验观察、实地调查等各种方法，只要不是以数量统计为资料整理方法的都可以算作是质性研究。从狭义上说，质性研究在许多情况下特指实地调查中以观察、访谈为主并对实地资料进行深度理解和分析的研究，更加强调其田野工作的资料收集方式与非统计的资料处理方式。因此，质性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很多时候是田野研究、案例研究或个案研究的一般性说法。
质性研究的核心要素是方法中的“主观”因素，这既是其特长和“想象力”的基础，也是其问题之所在。从量化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质性研究的“主观”因素过强会带来两个大的问题，王明珂称之为“双重偏见”。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质性研究面对的质疑是研究者主观情感好恶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即“主观性问题”。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社会学更加注重因为不能随机抽样或者只研究单个或几个案例而导致被研究者缺乏“代表性”，即“代表性问题”。总的来说，“主观性问题”和“代表性问题”基本涵盖了量化研究对质性研究的关键“质疑”，而《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一书可以看作历史学和社会学从不同角度对此质疑的精彩回应。
质性研究的“主观性问题”及解决方法
“主观性问题”的根源在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这其中既有研究者个人的观念和情感，也有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对研究者个人意识的影响。实际上，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对理论的预设立场反思不够，经常出现用理论“裁剪”现实的问题，田野材料只不过是理论的证据，或者说，田野研究的工作只是为理论搜集证据的工作。这不但不能使理论得到发展，反而使得理论“笼罩”和掩盖了现实。这样的质性研究和田野工作表面上有许多新材料和新发现，但实际上只是理论预设用来扩张自己的工具而已。
要矫正此问题，当然不能像有些学者所提倡的不带任何理论而进入田野，因为没有理论的帮助，质性研究就不能“穿透”现实而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发现。在本书中，应星将以理论裁剪现实的做法称为“抽象经验主义”，而将“不要理论”的做法称为“朴素经验主义”，两者都削弱了田野研究本来应该有的“想象力”。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田野中使用理论而不为理论所支配呢？王明珂提出了“典范与异例”的观点，并指出我们克服理论偏见的可能方法，即“异例法”。
在本书中，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对“异例”“异态”“边缘”进行讨论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一类方法，即比较法。比较法蕴含的对象和维度较多，因此有一些不同的称呼，比如“多点田野”“类型比较”等。历史学和社会学只是在比较的对象上有所区别——历史学的“多点”和“类型”很多是时间维度的，而社会学的“多点”和“类型”大多在空间维度上，其比较的方法和程序则有很多相通之处，如异例和典范的比较，在典范的背景下对异例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分布和频次的比较，至少这两步在本书的很多文章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比较法是注重田野的研究者用来克服理论偏见的方法，针对的是“主观性问题”或者“双重偏见”中的第一重。但有意思的是，在社会学的方法论讨论史中，比较法最初被认为是针对“代表性问题”或“双重偏见”中第二重偏见的方法。
中国社会学的前辈学人吴文藻先生民国时期提倡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时，就提出要在社区间进行比较。费孝通先生后来提出要对不同类型的村庄、城镇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是建立在以田野方法为主的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的，费先生称之为“类型比较法”，在方法论上针对代表性问题，但是研究思路上则承袭吴文藻的提法，是“实验法”在社会调查方法中的变种。实际上，从量化研究的思路看，类型比较法不但不能解决“代表性问题”，反而会创造出一种“代表性偏见”或“代表性错觉”，即貌似增加了代表性，实际上内含了严重的样本偏差。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片面追求数量上的“代表性”，是“混淆了数学上的总数和人文世界的整体”，“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起而成的‘总数’”。此后有些社会学家如王铭铭、渠敬东都深入阐述了这个问题。至此，我们可以将多点田野比较法、类型比较法等看作是解决“主观性问题”即“第一重偏见”的主要方法，是通过从异例、变例、边缘反思研究者主观前提预设、理论取向乃至情感和价值偏好的有效途径。
质性研究的“代表性问题”及解决方法
对于“第二重偏见”或者“代表性问题”，质性研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首先需要明确，克服“第二重偏见”的方式在于完整、客观、深入地发现和展示被研究者的“主观特征”，也就是被研究者在人文世界中赋予其行动的意义，这是质性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量化研究手段摸不到、够不着的地方。若以此为前提，则“代表性”这个词就有与量化研究中完全不同的含义。在量化研究里，正态分布中的均值具有最好的代表性，代表性是与抽样分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率语言。但是当我们以人文世界中的主观意义为研究目标时，如何将研究对象的这个部分鲜明地呈现出来就变成了主要问题。所以，“第二重偏见”的表现不是其有没有代表性，而是其是否“客观”地呈现了被研究者的“主观”特性。这里所谓的“客观”，实际上是对被研究者“主观”的彻底尊重，需要完整而深入地呈现，需要与被研究者有深层次的感通。在这个意义上，田野与其说是研究者获取材料的场所，不如说是研究者开展研究的“实验室”，“沉浸”和“融入”其中、被“现场感”所包围才是把握、触摸被研究者的主观意义的正确方式。研究者的主观性和被研究者的主观性彼此联结而达到沟通，是解决“第二重偏见”的唯一方案。
如果我们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解决第一重偏见的“比较法”与解决第二重偏见的“现场感”存在着视角上的矛盾。比较法要相对“片面”地截取、抽取研究对象的某些特征、变量进行比较，而“现场感”的感通方法则要求研究者“完整”地呈现其感受，将现场当成完整的整个世界。由此看来，“双重偏见”的解决方案不能分别、孤立地存在，这种既要“跳出来”、又要“沉下去”的矛盾才是质性研究真正的、难以解决的方法上的困境。依靠纯粹方法论上的讨论已经很难走出这种困境，可能更好的途径是研究者的实践。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