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充足的休息，每天还要承担计算机高强度的计算量，于敏的身体早已经濒临极限，最终不堪重负的摔倒在了地上，可他依旧不顾已经垮掉的身体，顽强的站了起来。
回到房间的他又争分夺秒的把所有数据组合起来，但长期过度的脑力运算，他已经出现了幻觉。
于敏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另一个自己，对方满脸焦急，一遍遍催促他快点，再快点，后来还朝着于敏嘶吼：“境外霸权势力都逼到家门口了，你多耽误一分钟，国家就多一分危险！你怎么敢慢！”
于敏也着急，他攥着笔：“白纸一张，谁都没走过的路，当然深一脚浅一脚了，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冲天，每一步都不会白走的。”
之后，他眼神坚定地反驳：“核物理研究不是赶工期，一步错，步步错，如果为了快而忽略了细节，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甚至会让科研人员陷入危险，瞎跑才会摔跟头，踩稳每一步，才对得起国家的期待！”
而于敏当时的压力大是有原因的，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力薄弱，处处被外部势力卡脖子，尤其是在核领域。
境外霸权势力对我们进行核威慑，甚至嘲笑没有他们的技术支援，中国想搞氢弹，至少需要20年。
但中国人最不怕的，就是不可能，为了打破核威慑，让新中国在国际上挺直腰杆，国家紧急启动氢弹研制项目。
这个项目有多难？
用从零开始都不足以形容，整个团队里，没人见过氢弹的真实模样，没人知道核心构型的关键原理，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
更难的是硬件条件的匮乏，当时，国外研制氢弹靠的是超级计算机，每秒能完成千万次运算；而我们的科研人员，只有一把算盘、一叠草稿纸，还有自己的大脑。
海量的核物理数据，要靠人工一遍又一遍地推演，验算，一个数据出错，整个过程就要重新再来。
作为团队的核心人物，于敏身上的担子更是重如泰山，他本是研究理论物理的专家，为了国家需要，毅然放弃了自己深耕多年的领域，转向完全陌生的氢弹研究。
于敏和团队没有超级计算机，没有国外技术支援，甚至连一本完整的参考资料都没有，仅凭一颗为国分忧的心，就硬着头皮在绝境中要闯出一条属于中国的氢弹之路。
为了加快进度，于敏每天工作时间超18小时，连轴转成了常态，眼里只有数据和公式，就连睡觉时，床头都放着草稿纸和笔，只要想到一点思路，就立刻爬起来记录。
长期的超负荷运转，让于敏的身体早已濒临极限，他的体重直线下降，脸色苍白得像纸，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就连说话都带着沙哑的疲惫。
可即便如此，他从来没说过一句累，没提过一次休息，在他心里，国家的安危比自己的生命重要千百倍。
压力过大让他出现了幻觉，才有了开头的一幕，但正是这场濒临崩溃的精神交锋，成了破解氢弹构型的关键突破口，于敏顿悟了。
混乱的思路瞬间清晰，之前困扰了团队许久的构型难题，竟然在这场幻觉中找到了突破口，他猛地从桌上爬起来，不顾身体的疲惫，立刻拿起笔，把刚才想到的思路完整地演算下来。
当最后一个数据验算完成，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声音沙哑却无比坚定地说了一句：“成了！”
当看到于敏笔下完整的氢弹理论构型时，所有人都激动不已，他们拿起草稿纸，一遍又一遍地核对，于敏构型正式崭露头角。
谁能想到，于敏他们竟然用算盘和大脑，完成了国外超级计算机才能完成的任务？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沸腾了！
中国成了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而且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研制周期，仅仅用了2年8个月，比美苏英等国短了一半还多，中国终于不用再害怕外部势力的核威慑了。
很多人都说，于敏是国之脊梁，是氢弹之父，可他自己却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他隐姓埋名28年，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就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直到多年后，他的名字才被公开，人们才知道，原来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有这样一位英雄，为我们撑起了和平的天空。
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拥有超级计算机，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再也不用像老一辈科学家那样，靠算盘和大脑硬拼。
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今天的岁月静好，是老一辈科学家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
他们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用信念战胜了困难；在外部封锁的绝境中，用坚守闯出了希望；在极致疲惫的极限下，用热爱铸就了大国重器。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每一步都走得很稳的科学家，中国才能在困境中崛起，在风雨中前行。
看完《国之脊梁》这本书，看到一个个的头像和名字，真的泪目了！
哪怕是我们成年人，在读起到这些故事时，也忍不住热泪满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