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起诉前CEO贪腐，引发关注。图/IC photo
1月15日，据第一财经报道，迅雷向前CEO陈磊提起诉讼，指控其侵害公司利益，深圳相关法院已受理此案。
这一则起诉，也让五年多前轰动一时的迅雷CEO贪腐案再度引起热议——2026年4月，迅雷时任CEO陈磊突遭董事会罢免。迅雷方面指出陈磊数项“罪状”：涉嫌虚设交易环节侵占公司资产，制造虚假合同套取公司资金。
同年，迅雷向深圳市公安局就陈磊等人涉嫌职务侵占提出控告，并进入立案侦查阶段。然而，为逃避调查，陈磊已于同年4月初和迅雷前高级副总裁董鳕一起出境，并利用其美国籍身份长期滞留境外，拒不配合调查，导致案件最终被撤销。
五年多过去，随着内部调查资料曝光，更多真实的案件细节也陆续浮出水面。如陈磊执掌3年迅雷期间，迅雷总亏损近10亿元；向“三无公司”转账近2亿元；陈磊与董鳕尽管都属已婚身份，但二人在迅雷任职期间甚至育有私生子……
高管出事在『互联网』行业早已不算新闻，诉讼再起，却仍然罕见，这并非简单的历史纠纷和豪门恩怨出“后续”，而是一个清晰的制度信号：在越来越多的大厂内部，反腐不再是公关口号，也不再止于内部处理，而是进入长期、法律化、不可逆的阶段。
对迅雷而言，坚持起诉前CEO实际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等于公开公司内部治理曾出现的漏洞，迅雷想必也清楚这种零容忍的代价，但依旧选择走法律路径，其实是提供了一种『互联网』企业反腐的新动向：公司首先必须下定决心重构制度规则，推动内部反腐从道德叙事进入制度叙事。
这其实也是一种『互联网』企业反腐的行业风向。在以往，很多公司也喊反腐，但真正能做到零容忍的并不多，原因很现实，高管问题往往意味着承认过去治理失效，起诉前高管，可能引发资本市场波动，还会牵扯旧团队、旧决策、旧战略的合法性，所以大量腐败事件的内部处理模式就是离职了事。
但事实证明，这种处理方式只会纵容腐败滋生，让腐败者有恃无恐。结果就是『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呈高发态势。北京市海淀法院统计显示，2020—2024年该院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3亿余元，罪名集中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且近三年案件量回升。案件特征包括软权力寻租、小官巨贪、手段隐蔽、取证难等，已成为影响企业健康与行业生态的共性问题。
jrhz.info现阶段的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到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旧反腐模式无法应对发展需求，反腐必须引入外部司法力量。从合规与治理视角看，起诉贪腐员工，不仅是企业维权的法律动作，更是一次“以诉促治”的治理事件：通过司法程序固化证据、厘清权责边界、形成对内部舞弊的强力震慑，并推动供应商治理、资金流监控、权限与流程重构等系统性整改。
目前，很多头部『互联网』企业已开始建立常态化反腐通报与制度化治理的机制。例如，腾讯在2024年披露查处触犯“高压线”案件100余起，解聘100余人，将35家合作主体纳入“永不合作”清单；字节跳动在2025年二季度通报处理100名员工，其中18人因涉刑或恶意损害公司利益被实名通报、8人因涉嫌刑事犯罪已移交司法机关。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面对高管贪腐这一顽疾，像迅雷这样主动拿起法律武器，坚持追责到底的态度，对于震慑内部腐败、挽回经济损失，以及净化行业生态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众所周知，高级管理人员熟悉企业内部的运作机制，又掌握相应的权力，违法行为极具迷惑性和隐蔽性，有较高的反侦查意识。比如使用抽屉协议，使用亲信人员掌握要害岗位或代持皮包公司，不留书面代持协议等证据，提前对好说辞，幕后遥控，将不当套取资金行为用表面合法的合同和交易形式伪装。另外，如果嫌疑人外逃，将使案件难度加大，串供、毁灭证据更为容易，执法部门的调查也会受限。
像迅雷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坚持打击贪腐，挽回经济损失，是对股东、对员工负责任的表现。可以预料，未来的企业界，类似这种起诉前CEO的案例会越来越多，而其更大的背景则在于企业日益公众化趋势的不可避免，企业越来越像一个准公共组织，而不是私人领地。企业应及早着手内部规则和外部法律的对接，内部处分与司法检验的校准，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
撰稿 / 北州（媒体人）
撰稿 / 迟道华
校对 /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