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大卫·芬奇用一部《七宗罪》将观众拖入了一座永不停雨的城市。
这里的雨水像黏稠的油脂，包裹着腐败的街道、冷漠的人群，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宗教式杀戮。
多年后重看这部电影，我仍被它锋利的叙事和刺骨的隐喻击中。
它像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暴食者糜烂的胃袋或贪婪者扭曲的欲望，更是每个普通人灵魂深处难以启齿的裂缝。
《七宗罪》
故事始于一个肥胖男人的死亡：他被绑在餐桌前，胃袋撑裂，嘴里塞满腐烂的食物。
墙壁上，“暴食”一词像一道诅咒，宣告了一场以天主教七宗罪为蓝本的连环杀戮。
即将退休的老警探萨默塞特，与新晋警探米尔斯，搭档追凶，前者冷静如刀，后者躁动如火。
他们面对的凶手约翰·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疯子，而是一个自诩“上帝使者”的传道者。
他用一年时间折磨“懒惰”的瘾君子，用刑具处决“淫欲”的妓女，甚至将“傲慢”的女明星毁容后逼其自杀。
每一场杀戮都像一场布道，血腥的案发现场成了他的讲坛。
案件的推进如同一场暴雨中的猫鼠游戏，约翰·杜始终领先一步，甚至在警察闯入家门时从容自首。
但真正的致命一击，是他用快递盒送来的礼物：米尔斯怀孕妻子的头颅。
这一刻，凶手完成了最后两宗罪：他因“嫉妒”米尔斯的幸福而杀害其妻，又用妻子的死激怒米尔斯，让这位正义的警察成为“愤怒”的化身。
枪响之后，约翰·杜带着殉道者的微笑倒下，而米尔斯则堕入永恒的炼狱。
《七宗罪》的震撼，不在于血浆喷涌的暴力场面，而在于它撕开了现代社会的道德伪装。
约翰·杜的疯狂并非毫无逻辑，他痛恨世界的冷漠，厌恶人们对罪恶的麻木。
当他将贪婪的律师绑在血泊中，或在“懒惰”受害者的床头刻下“救救我”的字样时，他试图用极端手段唤醒世人的良知。
这种扭曲的正义感，让他的罪行蒙上一层悲怆的宗教色彩，他像旧约中的上帝，用天火焚烧索多玛，却忘了自己也是罪人。
而两位警探的对照，则暗喻着人性的两极。
萨默塞特看透世界的肮脏，却选择用书籍和古典音乐筑起精神的避风港；米尔斯怀抱理想主义的热忱，最终却被愤怒吞噬。
他们的关系从对抗到共生，像一对父子在黑暗中互相搀扶，却终究敌不过命运的戏弄。
最讽刺的是，唯一无辜的角色，也就是米尔斯的妻子翠西，成了完美犯罪最后的祭品。
她的死亡揭露了影片的核心悖论，当正义需要以无辜者的血为代价时，它是否仍是正义？
电影的结尾，萨默塞特望向远方的夕阳，念出海明威的句子：“这世界是个好地方，值得为它奋斗。”
他顿了顿，“我只同意后半句。”
这句台词像一把匕首，剖开了影片的灰色内核，我们明知世界充满污秽，却依然选择与之缠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