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董竹君在奉公46年之后，已年满98岁。当她度过97岁生日，迈入98岁高龄时，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出现了下滑。多年来，董竹君的身体一直很健康，然而，为什么突然间会变得不行呢？她自己总结道：“大事都干完了。”的确，这一年，她的40多万字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终于完成，据说很快她便能看到自己的样书。
在处理完最后一件大事后，董竹君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她突然意识到，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操心了。毕竟，她那时的重孙子也已经三岁了，而远在海外的重外孙们一个个都长成了英俊的少年。而国家的面貌也焕然一新——那年，香港终于回归祖国怀抱。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时刻，董竹君亲眼通过电视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一刻，这让她感到无比的幸运。
然而，唯独让她觉得遗憾的是：自己的老友们越来越少。5年前，她最敬爱的邓颖超同志去世了。当时，邓颖超的遗物处理小组特意送给她三样物品：一个铜龟、一双羊皮拖鞋、一对健身球。这些物品成为了董竹君常常拿在手中抚摸的宝物。
董竹君的儿子夏大明和三女董国瑛都认为，母亲的精神状态自从邓颖超去世后就开始变得不太好。夏大明回忆道：“那以后，她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话也越来越少。我们经常得喊好多遍‘妈妈’，她才听得见。”
邓颖超的去世对董竹君的打击尤为沉重。原来，董竹君曾经利用锦江饭店为革命提供掩护，组织多次安排邓颖超与她接洽。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革命遇到困难，邓颖超总是第一时间给予帮助。在她心中，邓颖超不仅是知己，还是最亲的亲人。也正因为如此，邓颖超去世后，董竹君在家中为她设立了灵堂，举行悼念仪式。
邓颖超的去世，也象征着董竹君那个时代的结束。从邓颖超去世开始，董竹君曾与之共事过的革命伙伴几乎都相继离世。某种意义上，邓颖超是董竹君的最后一位故友。
在1997年3月8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采访了董竹君，记者曾问她：“作为连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您每次会议的提案都非常多，并且还曾获得优秀提案奖，您关注的主要是什么问题呢？”董竹君回答道：“我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妇女问题。”接着，她讲述了自己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源自她的苦出身。她说：“我的苦不仅仅是个人的痛苦，小时候住在贫民区，周围环境也都很苦，从小我的思想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虽然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女性问题，但我已经对贫困不满，觉得男性女性，老老少少都在同样的困境中。”
董竹君深刻理解女性问题，始终认为女性要独立，首先必须经济独立，否则就无法真正独立。她通过镜头把这些见解留给了后世。采访后，董竹君逐渐失去了对世事的兴趣，她的精神开始变得消沉，儿子大明也注意到母亲的眼睛开始变得空洞无神。
董国瑛曾见母亲时也感到十分担忧，母亲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打理家庭的鲜花。她浇花时的表情，仿佛只是完成一项任务，而不再是过去那种享受花园时的喜悦。董竹君逐渐不再喜欢外出，总是待在家里。董国瑛一开始认为是天气寒冷的缘故，但母亲的手却热乎乎的，感冒并非原因。她逐渐意识到，母亲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太多留恋。
然而，夜晚的董竹君却显得更为精神。她的睡眠出现问题，经常在深夜醒来，甚至有时整夜未眠。她自己觉得，这是多年写回忆录的后遗症，精神上的巨大消耗让她无法走出往事。她在专访中曾说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感到特别高兴或者特别伤心。人生的起伏总是不可避免，要随遇而安。”
然而，在夜深人静时，董竹君内心却常常波动。尤其是谈到她唯一的丈夫——夏之时，她的情绪便会变得起伏不定。
董竹君和夏之时的关系充满了波折，年轻时，为了与他在一起，她曾冒着生命危险逃离青楼。婚前，她许下三项条件：不做小妾、资助她留学日本、支持她参与革命并管理家业。表面看，这三项条件是她为自己考虑，但她内心知道，只有通过努力，她才能与夏之时白头偕老。
然而，董竹君未曾想到，最终不是她无法配得上夏之时，而是夏之时无法适应她的变化。她在日本留学期间，逐渐意识到丈夫并不像她预想的那样开明，他甚至因为担心她上课引来桃花而要求她退学。回到四川后，董竹君更深刻地认识到，夏之时并非自己期待中的新式革命者，而是一个传统的军阀。他的重男轻女和对家庭的冷漠让董竹君感到心寒。最终，董竹君为四个女儿的未来，毅然带着她们离开四川，回到上海。
离婚前，董竹君与夏之时已经分居了五年。这五年是董竹君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光，虽然经历了父母去世、家庭破产等重重打击，她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她明白了：与其在没有尊严的生活中继续忍受，不如在困境中挣扎，也要活得有尊严。
离婚后，董竹君以一个新的身份开办了锦江饭店，获得了李崇高的资助，开始了她的事业。在之后的日子里，虽然有不少人追求她，董竹君依旧未再步入婚姻的殿堂。她最终意识到，自己内心始终没有放下夏之时。
当得知夏之时被错误枪决后，董竹君不禁泪如雨下。她一直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样的结局。即便如此，她仍旧理解了：爱一个人，有时真的需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会完全意识到。而在此之后，董竹君听说夏之时再婚后依旧没有忘记她。她明白，无论时间如何流逝，那个男人始终没有放下她。
董竹君对锦江饭店的感情也非同一般。这个“孩子”承载着她的心血，承载着她无数的努力与付出。尽管后来她将饭店奉公于新中国，但她曾经与饭店的那段历史却被切割。她一直坚信，饭店的历史应与她紧密相连。为了恢复这段历史，董竹君不顾年迈，四处奔走，终于成功恢复了饭店的历史。
此外，董竹君曾经历过数次牢狱之灾，尤其难忘的是她在狱中度过的70岁生日。她忍不住回想当时的屈辱和痛苦，这些回忆一直困扰着她。但每当想起这些，她也会因自己的孩子们而感到安慰。尽管她的几个女儿曾经历过婚姻的波折，但她始终相信，她的女儿们绝不会因为不顺利的婚姻而毁掉人生。
董竹君的晚年，唯一让她忧虑的便是她的子女们的幸福与成就，然而，最终她见证了女儿们的成功，大女儿成为中国第一代钢琴家，二女儿成了教授，三女儿创办了八一制片厂，四女儿曾任洛杉矶图书馆馆长。她的儿子夏大明也是大学教授，对母亲十分孝顺。
最终，董竹君因长期的忧虑与感冒去世。临终时，她手捧着自己的自传，回望一生，并希望在她的墓碑上刻下：“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她的遗愿得以实现，追悼会上播放着她和夏之时曾共同喜欢的歌曲《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她虽然未能活到100岁，但她的一生已经足够精彩，已经走得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