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饺皇后》讲述了一个简单却又复杂的故事。
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山东女子，在1970年代的香港街头，用一双手撑起自己的商业帝国。这听起来像是个逆袭爽文，但影片没有走这条简单的路，而是深入挖掘了那个时代底层女性的真实生活。
臧健和初到香港时住在潮湿的劏房里，凌晨三点在厨房剁肉馅，手腕颤抖着，为躲避城管甚至躲进厕所。这些画面没有刻意渲染悲情，却让观众真切感受到移民潮下底层女性的挣扎。导演刘伟强选择用水饺作为贯穿全剧的意象，巧妙地将个体命运与城市发展交织在一起。当臧健和改良饺子皮厚度以适应港人口味时，实际上是在完成一种“本土化”的隐喻；她最终把“臧姑娘”品牌推向国际，则象征着香港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金融中心的历程。
影片结尾处理颇具争议。面对日本商社的收购威胁，臧健和仅以一句“我有骨气”化解危机，随后画面直接切换到超市货架上的速冻水饺。有人觉得这种处理过于浪漫化，忽略了商业博弈的复杂性。但实际上，这种看似突兀的转折恰恰是创作者有意为之。镜头扫过货架上整齐排列的饺子时，背景音传来女儿们的欢声笑语，暗示着尽管商业成功了，那个曾经为五斗米折腰的臧姑娘依然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这里碰撞出强烈的撕裂感，反而增强了作品的深度。
电影中的催泪点设计得相当巧妙。惠英红饰演的红姐在暴雨中为臧健和撑伞，并说：“租我房子的人，只有我能骂。”这一刻，市井智慧与女性互助的力量喷薄而出。朱亚文饰演的警察华哥，通过买饺子的方式默默支持着这个底层女性，这些细节让温暖自然流淌，没有落入苦情戏的窠臼。
不过，影片对苦难的呈现有些失衡。臧健和被恶霸欺凌的情节显得有些脸谱化，尤其是反派塑造得像《古惑仔》里的“大B哥”，削弱了现实批判的力度。更令人困惑的是糖尿病送糖水的场景，本来是展现市井温情的好机会，但由于逻辑漏洞（糖尿病患者不应该喝糖水），反而让观众出戏，暴露出创作者对生活细节的疏忽。
演员的表现无疑是影片的一大亮点。马丽在这部电影中完成了转型，她用皴裂的手掌代替台词，将臧健和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到“命运主宰者”的转变，拆解成无数个具象瞬间：凌晨揉面时泛青的眼圈，被女儿拥抱时僵硬的肩膀，谈判桌上颤抖却坚定的声音。她的表演摒弃了戏剧化的宣泄，转而用身体语言构建人物弧光。
惠英红与朱亚文的表演同样出色。惠英红饰演的红姐既有市井气息又不失温情，朱亚文则用细腻的表演赋予角色更多层次。然而，配角群像成为叙事短板。糖水伯、裁缝叔等角色更像是功能性符号，仅仅承担传递正能量的任务，缺乏个体生命轨迹的刻画。当红姐的台词从“没有任何困难过不去”变成鸡汤金句时，影片的人性温度也随之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