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的某个深夜，香港电视台灯火通明，一档别开生面的节目正在热烈录制——《今夜不设防》。节目中，黄霑、倪匡和蔡澜三人斜靠沙发，酒杯轻握，话语间充满玩世不恭的幽默和随性。他们对面坐着一位来做客的女明星，谈笑风生，风月八卦交织，嬉皮笑脸中尽显自由自在的风情。这档节目大胆开放，是香港电视史上少有的深夜脱口秀，内容奔放，尺度超前，堪称当时文化圈的一面镜子——多元、开放、敢说敢玩。
谈到这三位才子，人们常习惯把他们和金庸一起并称“香港四大才子”。然而，蔡澜却毫不掩饰地表示：“金庸不应该跟我们混在一起。”他并非谦虚，而是坦言事实。金庸与他们风格迥异，出身书香门第，1924年出生，是四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蔡澜则是最年轻的，1941年出生。金庸不仅是武侠小说大师，更是《明报》的创办者，凭借这份事业撑起了战后香港的中产文化，他远远走在时代前列。
相比之下，黄霑、倪匡和蔡澜都曾或多或少在金庸的世界里工作、受益。蔡澜写过《明报》副刊，倪匡曾为金庸代笔，黄霑写歌词时也不乏参考金庸作品的情节。金庸是他们的前辈、老板、规矩严明的“主编”，而他们三人则是生活中自由玩乐的“玩咖”。虽同为文化圈内的顶尖人物，他们的气质和人生选择却截然不同。
倪匡是典型的快笔作家，能够一日写成一万字，有人问他是否担心质量，他轻松回应：“不会，反正有人看。”他坦言写作目的不是文学理想，而是赚钱，语气中毫无掩饰。黄霑则更加放得开，博士毕业后转行唱粤语流行歌，词作如《沧海一声笑》《上海滩》《笑看风云》等，成为经典传世。他不仅涉猎电影、音乐，还玩女人、拜佛、信道、学玄学，人生丰富多彩。蔡澜则更为随性，周游世界，吃遍天下，他喜欢写美食，也写人生情调，提倡“尽兴”而活。他与张国荣是忘年交，与众多女星称兄道弟，文字中时常带着调侃，被戏称把美食文化写成了“黄段子”。
金庸则完全不同。他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是清末状元，早年当记者，后来创办《明报》，严肃认真。武侠小说背后蕴藏着儒释道哲学，他敬佩的并非文人，而是如曾国藩、王阳明那样的立德立言者。他的朋友圈是社会名流和学界人士，谈历史论文化，年轻时极少参加花天酒地的娱乐活动，生活堪称“克制的艺术”。正因如此，蔡澜才说：“金庸不该和我们混在一起。”
四位才子均长寿且未曾真正退休，即便年老依旧笔耕不辍，频频亮相。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代表的“香港才子”气质逐渐成为时代回响。金庸晚年潜心修订小说，钻研国学，在清华大学攻读哲学博士，70多岁仍与年轻学子同堂听课。他自谦“不是学者，只是学生”，称自己写小说也不过中等水平，极其克制，连自我称赞都少有。倪匡坚持写作，直到2019年病重前还想重启“卫斯理系列”。黄霑患癌时仍录节目，谈生死如风轻云淡，“生命太短，浪费在医院不值得。”蔡澜则最为轻盈，九十多岁仍周游世界，拍美食节目，与不同人共享美味，谈天说地，始终坚持“做人就是要开心”。
他们各自活出了最极致的自己，风格迥异。金庸是“可以进庙”的那种人，其他三位则像庙外跳大神的“玩世者”。这种差异也反映在他们对名利的态度上。金庸对身份敏感，极少参与娱乐化采访，不轻易谈论他人，与三人交往不深，与蔡澜更是礼貌往来。他承认三人是才子，但自觉与他们不在一个世界。黄霑曾说：“我们三人是酒肉朋友，金庸是一个人坐楼上写书的。”倪匡则形象地说：“金庸写的是大江大海，我们写的是排水沟。”这话虽带自嘲，却满含尊重。
如今香港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四大才子中只剩蔡澜还在人世。2025年，人们提起他们，记忆中最多的是“武侠巨匠金庸”，还有《今夜不设防》里酒杯碰撞的欢笑声。“才子”一词早已被时代遗忘，如今的“才子”或许就是那些短视频里写段子、讲笑话的网红。大众的记忆节奏变快，那些慢写书、慢生活的人显得格外遥远。
然而，这四人曾证明：一个人可以凭才华活出精彩，不靠门第，不靠背景，只靠写字、写歌、写吃，活得潇洒且长久。只是，写江湖的早已谢幕，说八卦的悄然退场。香港的夜仍热闹，但少了他们的欢笑。写武侠的已不再写江湖，写美食的少了请客，写流行的静默不唱歌，写科幻的停止造梦。江湖还在，才子已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