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原最高法院院长,因病去世,享年87岁。消息传出后,整个国家为之震惊,尤其是他的妻子王定国,在失去相伴一生的丈夫后,深受打击,情绪崩溃,甚至在悲痛中几度晕厥。当组织上派出专员前去慰问时,王定国第一时间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我是什么级别?我该住什么房子?”这一问题,让人一时迷惑不解。难道她在此时此刻考虑的是提升自己的生活待遇?显然不是。她的问题背后,藏着的是对丈夫清名的守护和对组织的尊重。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定国与谢觉哉是怎样的缘分,让她在悲痛中仍保持如此冷静?这背后,又涉及着一段风雨历程的感人故事。
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1963年,那时谢觉哉已经79岁高龄。尽管身体日益衰弱,但为了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他仍然坚守岗位,深入全国各地的法院进行检查和视察。长达46天的行程里,谢觉哉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不仅处理司法工作上的繁琐事务,还耐心地解答每一个难题。尽管身心疲惫,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这份执着的责任感和工作态度,最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谢觉哉因过度劳累突然中风,右半身麻木,几乎丧失了活动能力。此时的谢觉哉,虽然因健康问题痛苦万分,但面对妻子的担忧和亲情的渴望,他依然强忍悲痛,试图用坚强的姿态安慰妻子,避免让她为他过度担忧。
王定国的生平更加坎坷。1913年出生的她,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她长大。王定国从小便承担着家中的重担,三岁便开始为家庭做家务,六七岁时更是做到了饭店推磨。贫困的生活让她几乎没有童年的记忆。十五岁那年,王定国更是被卖入李姓地主家成为童养媳。童养媳的生活异常艰苦,她不仅要忍受家中重活,还要承受主人的打骂。直到有一天,在地下党成员的帮助下,她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决心投身革命,剪去长发,脱去缠足,最终凭借着亲友的帮助摆脱了童养媳的身份,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此后,王定国加入了红军,并迅速成长为一名重要的女战士。在红军中,她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不仅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还在长征中展现了卓越的能力和勇气。她与战友们一道,经历了无数困难与危险,始终不曾退缩。1934年,她有幸被派往苏维埃学校学习,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从一个文盲变成了知识分子。在长征时期,她不仅仅参与了剧团工作,还曾多次为军心鼓舞,在艰苦的环境中展示了她的坚韧与勇气。
然而,长征的艰辛并未结束她的苦难。在会宁会师后,王定国与剧团的同仁并未停歇,继续随部队西征。西路军的战败让他们陷入了巨大的困境,许多人被俘,甚至面临生命危险。王定国和其他幸存的剧团成员几乎成为敌人的俘虏,幸亏最后通过马步芳的宽容,他们得以活命。正是在这场生死劫难中,王定国结识了她的未来丈夫——谢觉哉。当谢觉哉在得知王定国等人被俘后,冒着极大危险联系党中央,并通过自己所在的兰州办事处将他们成功营救。
对于谢觉哉的救命之恩,王定国深感感激。两人曾在长征中有过短暂的接触,谢觉哉曾请求她缝补衣物,这一小小的举动,悄然埋下了情愫。当王定国重新获得自由后,二人的关系逐渐升温,最终他们走到了一起,携手共度一生。从此,王定国成为谢觉哉的革命伴侣,二人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直至晚年。
然而,命运并不总是垂青这对患难夫妻。1971年,谢觉哉因病去世,王定国深受打击。在丈夫去世后,王定国的心情极度低落,几乎无法恢复过来。当组织上派人来慰问时,王定国提出了一个震惊众人的问题:“我是什么级别?我该住什么房子?”这一问,实则表现出她对丈夫清白名誉的捍卫,以及对组织安排的极大尊重。她并没有要求提高生活待遇,相反,她坚持自己应住与自己级别相符的房子,坚决不让丈夫的清誉受到任何质疑。
王定国不仅口头上表明态度,还实际行动。她要求组织撤走丈夫生前的工作人员,退还丈夫的专车,并且主动搬离了曾经两人共同度过的家。她的这一举动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她深知,这种决然的态度,不仅是对自己一生所秉持信念的体现,也是对丈夫革命事迹的最大敬意。
最终,十年动乱结束后,王定国得到了重返工作的机会。她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并积极参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整理和收集谢觉哉的革命事迹,确保世人了解这位为国家法制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老革命家。此时的王定国,已不再是那个曾经贫苦的农家少女,而是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老革命者。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什么是信念,什么是忠诚,什么是革命伴侣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