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原最高法院院长，因病去世，享年87岁。消息传出后，整个国家为之震惊，尤其是他的妻子王定国，在失去相伴一生的丈夫后，深受打击，情绪崩溃，甚至在悲痛中几度晕厥。当组织上派出专员前去慰问时，王定国第一时间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我是什么级别？我该住什么房子？”这一问题，让人一时迷惑不解。难道她在此时此刻考虑的是提升自己的生活待遇？显然不是。她的问题背后，藏着的是对丈夫清名的守护和对组织的尊重。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定国与谢觉哉是怎样的缘分，让她在悲痛中仍保持如此冷静？这背后，又涉及着一段风雨历程的感人故事。
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1963年，那时谢觉哉已经79岁高龄。尽管身体日益衰弱，但为了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他仍然坚守岗位，深入全国各地的法院进行检查和视察。长达46天的行程里，谢觉哉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不仅处理司法工作上的繁琐事务，还耐心地解答每一个难题。尽管身心疲惫，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这份执着的责任感和工作态度，最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谢觉哉因过度劳累突然中风，右半身麻木，几乎丧失了活动能力。此时的谢觉哉，虽然因健康问题痛苦万分，但面对妻子的担忧和亲情的渴望，他依然强忍悲痛，试图用坚强的姿态安慰妻子，避免让她为他过度担忧。
王定国的生平更加坎坷。1913年出生的她，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她长大。王定国从小便承担着家中的重担，三岁便开始为家庭做家务，六七岁时更是做到了饭店推磨。贫困的生活让她几乎没有童年的记忆。十五岁那年，王定国更是被卖入李姓地主家成为童养媳。童养媳的生活异常艰苦，她不仅要忍受家中重活，还要承受主人的打骂。直到有一天，在地下党成员的帮助下，她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决心投身革命，剪去『长发』，脱去缠足，最终凭借着亲友的帮助摆脱了童养媳的身份，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此后，王定国加入了红军，并迅速成长为一名重要的女战士。在红军中，她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不仅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还在长征中展现了卓越的能力和勇气。她与战友们一道，经历了无数困难与危险，始终不曾退缩。1934年，她有幸被派往苏维埃学校学习，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从一个文盲变成了知识分子。在长征时期，她不仅仅参与了剧团工作，还曾多次为军心鼓舞，在艰苦的环境中展示了她的坚韧与勇气。
然而，长征的艰辛并未结束她的苦难。在会宁会师后，王定国与剧团的同仁并未停歇，继续随部队西征。西路军的战败让他们陷入了巨大的困境，许多人被俘，甚至面临生命危险。王定国和其他幸存的剧团成员几乎成为敌人的俘虏，幸亏最后通过马步芳的宽容，他们得以活命。正是在这场生死劫难中，王定国结识了她的未来丈夫——谢觉哉。当谢觉哉在得知王定国等人被俘后，冒着极大危险联系党中央，并通过自己所在的兰州办事处将他们成功营救。
对于谢觉哉的救命之恩，王定国深感感激。两人曾在长征中有过短暂的接触，谢觉哉曾请求她缝补衣物，这一小小的举动，悄然埋下了情愫。当王定国重新获得自由后，二人的关系逐渐升温，最终他们走到了一起，携手共度一生。从此，王定国成为谢觉哉的革命伴侣，二人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直至晚年。
然而，命运并不总是垂青这对患难夫妻。1971年，谢觉哉因病去世，王定国深受打击。在丈夫去世后，王定国的心情极度低落，几乎无法恢复过来。当组织上派人来慰问时，王定国提出了一个震惊众人的问题：“我是什么级别？我该住什么房子？”这一问，实则表现出她对丈夫清白名誉的捍卫，以及对组织安排的极大尊重。她并没有要求提高生活待遇，相反，她坚持自己应住与自己级别相符的房子，坚决不让丈夫的清誉受到任何质疑。
王定国不仅口头上表明态度，还实际行动。她要求组织撤走丈夫生前的工作人员，退还丈夫的专车，并且主动搬离了曾经两人共同度过的家。她的这一举动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她深知，这种决然的态度，不仅是对自己一生所秉持信念的体现，也是对丈夫革命事迹的最大敬意。
最终，十年动乱结束后，王定国得到了重返工作的机会。她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并积极参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整理和收集谢觉哉的革命事迹，确保世人了解这位为国家法制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老革命家。此时的王定国，已不再是那个曾经贫苦的农家少女，而是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老革命者。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什么是信念，什么是忠诚，什么是革命伴侣的真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