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7日晚，周浩导演纪录片新作《工厂》（Factory）首次在广州进行内部放映交流，该活动由山海计划和导筒联合举办。
2025山海训练营结营活动——
周浩导演《工厂》内部放映交流现场
《工厂》是周浩导演继《孤注》之后，时隔四年推出的最新纪录长片。影片将镜头对准联想武汉工厂，以工厂这一机构为核心，展现其在疫情、中美贸易战等外部不确定因素影响下的运转与应对，同时关注工厂中不同阶层个体的故事。
周浩《工厂》海报
在全球化供应链重构与后疫情时代劳动力市场变革的背景下，周浩导演的《工厂》以联想武汉工厂为样本，通过150分钟的纪实影像，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制造”生态的深度解剖。
这部入围英国谢菲尔德电影节的新纪录片，延续了周浩导演“直接电影”的创作理念，也以更宏大的时空维度，展现了机构与个体在不确定性中的生存博弈。影片既是对《棉花》《厚街》等前作工人主题的延续，又通过“机构—个体”的双重视角，实现了从“底层叙事”到“系统观察”的转向，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份珍贵档案。
周浩导演在2025山海训练营公开课现场
作为本届山海训练营评委，周浩导演在7月14日举办主题为《面对不确定的现实，如何去完成一步确定的影片》的公开课，而《工厂》的特别放映活动更是作为2025山海训练营的结营活动。
周浩导演亲临现场，与在场学员、观众展开映后交流，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映后交流环节由山海计划策展人、资深电影媒体人沈韩成主持。山海计划带来本次特别放映的影片创作谈及映后详情整理。
《工厂》导演周浩创作谈
沈韩成：这部影片的拍摄周期是多久？当时去到现场拍摄的团队大概有几人？
周浩：最初只有摄影师先进去，之后我准备调录音师进去。这位录音师由于疫情原因不太愿意参与，最后是我亲自负责录音。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录音工作，过程中边学边做。因此这部影片的很多声音设计，其实是我在担任录音师时就已经构思的。每天举着录音杆在车间里跟工人们一起上下班，那些细微的声音一直吸引着我。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机构的故事，机构由个体组成，但这些个体在其中看似重要却又不重要，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机构持续运转。所以这些来自个体的声音非常重要。MT（时任联想集团武汉制造基地负责人齐岳）在武汉看完影片后问："我好像不是男一号？"这个片子讲述的是工厂中每一个人的故事。
后来我们有了专业录音师，团队规模不大。个别镜头有两位摄影师和一位录音师，最多时候也就4人。
周浩导演《工厂》拍摄现场
（图片来自@周浩ZHOUHAO）
沈韩成：在一个庞大的工厂系统中，有非常多的层级结构，那么剪辑过程中如何与剪辑师沟通，确定最终结构？
周浩：纪录片的结束有时是不得已的，因为故事发展到某个阶段就会自然停止而进入下一个循环。在剪辑时，我坚持这部影片必须是长片，只有长片足够承载这些内容。我甚至不太考虑观众感受，最初设想3小时，最终因制片人意见剪到两个半小时。
剪辑周期约一年多，剪辑师周越璞是给Netflix剪片子的华人，她的功底非常扎实，看素材比我还用心，我们通过不断讨论完成最终剪辑。其实有很多纪录片都是在剪辑台上成型的。
剪辑师周越璞
沈韩成：团队在工厂拍摄时，拍摄对象对镜头的适应过程如何？我们能看出MT愿意表达，那么普通工人面对镜头的状态怎样？
周浩：我的拍摄不一定会给别人带来好处，但至少不会伤害别人。我个人形象也比较亲和，不高高在上，和拍摄对象的接触过程并不困难。由于要做公映，我们获得了所有主角的授权。
周浩导演在山海训练营特别放映现场谈创作幕后
沈韩成：联想作为具有全球知名度的中国品牌，很多产品输送到全球，影片中也反映了全球贸易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影片完成后，与武汉联想工厂还保持联系吗？他们现状如何？
周浩：一直保持联系。没有拍摄对象的同意，纪录片不可能完成。必须学会和拍摄对象相处，这是纪录片导演永远的宿命。价值观上，大家都是趋同的，他们坦荡面对拍摄的一切。
我从不认为自己比拍摄对象更聪明。比如拍完《书记》后，郭永昌出狱后加我微信，给我留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句话出自《诗经》。不要自以为对世界的理解比别人更深刻，我的拍摄对象比我更聪明，才会同意让我拍他们。
图来自周浩博客
沈韩成：疫情在影片当中只是一个背景，核心还是关注于工厂本身的运转和变化。那么除疫情外，拍摄中还遇到哪些困难或印象深刻的事？
周浩：拍摄前我想得很清楚，当时情况复杂且紧张，可能不能谈疫情。并且，这个工厂没有任何一例病人，也就没法谈论疫情。所以我明确这部影片不是关于疫情的，而拍摄到中期中美贸易战爆发，工厂也差点部分转产到印度。影片实际讲述机构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生存下来的故事。这个主题在拍摄过半时就明确了。
周浩导演《工厂》预告片截帧
沈韩成：影片中呈现了联想工厂的流水线、办公室，在工厂环境的镜头设计中有何特别构思？
周浩：我给予摄影师很大自主权，大家合作多年很有默契，我看他站位就知道拍了什么。少数空镜是后期补拍的，大部分都是现场拍摄。我对摄影没有特别要求，重要的是达成共识——我们在记录一个机构的故事，配合过程中默契自然会来。
周浩导演《工厂》预告片截帧
沈韩成：国际观众对影片的反馈如何？
周浩：他们的理解很直接。有些观点可能我们无感，但他们感受深刻。比如有人问："为什么设置心理咨询？是为了更好利用工人吗？"这很矛盾：没有心理咨询不合理，有了又被这样解读。
这个世界本就存在剥削。能被利用说明有价值，社会就是如此残酷。机构把人组织起来提高效率，人通过机构获得意义。就像杀猪时讲究"人道"，本质是自欺欺人，但社会需要这种解释。所以不同解读都很正常，联想也不会生气。这种"关心工人是为了更好利用"的解读，可能国外观众更敏感
《工厂》特别展映现场观众
观众提问交流Q&A
Q：关于纪录片中非主角人物的肖像权问题，比如片中那位“身份证被押要摇人”的大哥，是在什么时机沟通的？
A：我们主要确保核心人物的授权。在纪录片拍摄中，有时需要自己把握尺度——只要确认影片没有恶意，就不必过度纠结每个细节。如果要求每个镜头、每个人物都完全合规，可能反而无法开展工作。规矩是为守规矩的人制定的，创作者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度。这是我的个人工作方式，对自己比较"宽容"。
周浩导演《工厂》预告片截帧
Q：摄制组人员很少，但拍摄涉及多个部门和角色，如何安排拍摄分工？是按人物分配还是按时间节点？
A：我们通常只有一台摄像机。拍摄前要多去考量，做好预判和规划，一个片子会有很多支线，这些支线是为主线服务的，一个影片最终是被编织起来的作品。可以多拍备选素材，至少要有成片的2-3倍，人物同样要有备选，必须做好许多余量的准备，才能完成最终的影片。
周浩导演《工厂》拍摄现场
Q：影片中既有疫情相关非常态内容，又有工厂日常常态内容，导演如何平衡这两部分？
A：我并不认为疫情是非常态。从长远来看，这其实也是一种常态，只是我们之前没遇到过所以感到手足无措。正如MT所说，未来的世界本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所谓的"黑天鹅事件"放在更长的时间线上看，可能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常态。疫情和中美贸易战本质上都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没有哪个更"非常态"。
周浩导演《工厂》预告片截帧
Q：我特别喜欢周浩导演拍摄的《书记》，我觉得《书记》拍摄得很自然，但本片有很多明显采访镜头，这种差异是刻意设计的吗？
A：这和题材特性有关。《书记》中主角3个月内经历重大工作变动，故事自然涌现。而本片记录的是日常状态，叙事需要施加外力推动，比如通过提问来激发内容。这是由拍摄环境和题材决定的创作方式。
Q：影片中有很多冲突点，如人和机器、智能制造与传统制造等等，最终您如何取舍素材？
A：取舍确实很难总结。比如疫情期间我们拍了大量素材：跟拍工人回家、警车开道等，但最终选择弱化疫情部分，避免破坏整体平衡。删减最多的是前期住在工厂时拍摄的内容，虽然素材丰富，但从结构考虑需要控制比重，否则会影响影片的整体性和观赏性。
山海训练营学员提问交流
Q：我对于《工厂》会有一种预期，会觉得主体和主题应该围绕工人展开，您也提到有些素材没办法放进去，请问影片为何更侧重管理层而非工人视角？
A：作为一部关于机构的纪录片，首先需要搭建整体框架。在前期策划时就决定要呈现工厂各阶层人物，这样才能全面展现机构运作。虽然无法像人类学研究那样深入解剖，但通过上中下不同层面的选择，大致勾勒出了工厂的面貌。最终的选材是基于两年拍摄中不断筛选的结果，很难用单一标准来解释。
周浩导演《工厂》预告片截帧
Q：关于片子的音乐创作是如何确定的？
A：有一位作曲家与我们合作，作曲前后修改了十多次。音乐没有标准答案，更多是靠感觉。我们特别强调音乐要含蓄，不能过于直白或情感强烈，最终使用的音乐都能营造情绪又不喧宾夺主。整体上我们对这位广州作曲家的作品还是比较满意的。
Q：影片是否接受联想投资？接受投资的纪录片创作会受限制吗？
A：拍摄期间联想提供了食宿等基本支持，这是一种基于共同认可的合作关系。成片后联想基本没有提出修改意见，除了极个别细节，比如联想某些海外工厂因为信息披露的原因做了模糊处理。纪录片创作需要找到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平衡点，既保持创作原则又尊重实际情况。至于行业生存问题，这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就像巴菲特的滚雪球说法，有湿度、有坡度，雪球就会越滚越大。早期的作品就是你的底牌，会带来更多可能性。
周浩导演《工厂》拍摄现场
（图片来自@周浩ZHOUHAO）
Q：影片的声音设计很出色，在工厂环境中录音特别清晰，结尾的声音设计也特别出彩。但整体声音是否过于密集，缺少气口呢？
A：这个问题也有人提到过。结尾处理确实经过反复打磨。每部片子的结尾都很关键，我们直到最后一版才确定现在的呈现方式，这是个很费神的过程。
观众提问交流
Q：观影过程中我对"工厂"的认知在不断调整。最初受富士康事件等报道影响有一些预设想象，我也会设想这么多活生生的人是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但影片呈现的联想工厂似乎更克制。导演在拍摄前对工厂有怎样的想象？实际拍摄后有出入吗？
A：联想这样的现代化工厂才是更普遍的现状。出乎我意料的是这里的人际关系，管理层称工人为"孩子们"，团队间互称"哥""叔"，带有家庭氛围。但机构的本质依然残酷：MT强调"大船不沉"优先于个体感受，HR要解决用工波动问题。现实很复杂：我们既要效率与产品，又难以真正关注生产者处境。这种矛盾或许无解，但至少应该被看见。
Q：影片的冲突感较弱，故事性没有那么强，这是剪辑时的有意选择吗？
A：生活本身就没有那么多戏剧冲突。就像拍《棉花》时，素材看似平淡，但挑战恰恰在于如何把日常故事讲得引人入胜。两个半小时的片长能让观众坐得住，我已经很满意了。所有有价值的素材基本都放进去了。
周浩导演《棉花》拍摄现场
Q：我想问一下杨元庆出场前后的剪辑处理，特别是女工"不知道他是谁"那个镜头的剪辑考量？
A：那是摄影师即兴提问的，起初我觉得突兀，但团队和部分观众反响不错。纪录片有时需要打破"第四面墙"，这种处理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创作选择。那个场景正好有双机位拍摄。
周浩导演答观众问
Q：如何在上万工人中挑选拍摄对象？比如那两位女工和班长。
A：很大程度上靠机遇。那两位女工是因为拒绝工作安排引起我们注意，后来她们自愿去无尘车间，自然成为跟拍对象。很多人选都是这样偶然发现的，也有拍了一个月突然离职的情况。必须做好素材损耗的准备，长时间驻守才能抓住这些机会。在拍摄过程中不断试错，最终自然会试到合适的人选。
Q：海量素材如何梳理出现有的叙事结构？
A：完全通过团队反复讨论和试错。纪录片剪辑没有标准答案，常要推翻重来。我多数片子的初剪版本都会被否定，但具体问题可能说不太清，更多是感觉不对。核心逻辑始终是展现工厂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当他们遇到问题时怎样去见招拆招。
Q：周浩导演，您以前拍过《厚街》，接触了很多工人群体。那么多年来，从《厚街》到《工厂》，您观察到的中国工人群体有什么变化？
A：早年拍《厚街》时，女工更受欢迎，月薪能有800-1000元，男工则只能去小厂，月薪500元。那时工人最大的愿望是回乡建房。现在的年轻工人更像"日光族"，钱花完再打工，不愿回农村；选择也更多了，可以送外卖，并且由于现在的社会很卷，大专生进厂也很普遍，他们依然处于社会底层。
周浩导演《厚街》剧照
Q：影片结尾的机器人镜头有何特殊设计意图？
A：我要求摄影师拍出"机器视角观察人类社会"的感觉，这是我很早就向摄影师、剪辑师提出的课题。那个小车就像冷眼旁观的新物种，以抽离的视角观看人类，在运输物资的同时也"偷听"着人类对话。播放的背景音乐更强化了这种超现实感。
Q：自动化会完全取代工人吗？
A：虽然黑灯工厂越来越多，但完全自动化成本太高，特别是手机这类迭代快的产品。流水线上，人力仍是最经济的方案。这很残酷——一个人只做一个动作，人的意义在哪里呢？但这一个动作换来了生存资料，这就是机构的运作逻辑。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是这样，在不同的机构里，在不同的生产线上，扮演我们的角色。
Q：为何《工厂》比《棉花》更侧重系统而非个人？这种叙事的调整您是如何考量的？
A：题材决定视角。很难在一个片子里包罗万象，说清楚所有事情。拍《工厂》时我刻意舍弃了工人家庭生活等素材，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影片要聚焦机构如何运作。就像我曾经拍到一个老师带未成年学生打工的精彩故事，因为不符合主题最终也没用，在影片的框架下面这些故事是没法安放的。
周浩《工厂》内部放映交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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