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华语经典影片，如今已走过34个年头。它通过4小时的细腻描绘，讲述了一个未成年男孩的小四在社会的逼迫下逐渐崩溃的故事，最终亲手结束了他心爱女孩小明的生命。小四用七刀刺穿了小明的身体，也把自己的青春、爱情与理想世界一同埋葬。影片的英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段青涩岁月中的激烈、刺眼与残酷。
在一次讲座中，北大中文系教授、电影学者戴锦华曾深情地谈论过这部她非常喜爱的作品。她认为，杨德昌在这部电影中，巧妙地将戒严时期的暴烈、苍白与主人公的青春痛苦经验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缓慢展开却充满痛楚的故事。她还提到，这部电影在中国观众中有着超乎国际评价的喜爱，“它让我们深深沉醉，情感上与其他影片完全不同。”
她进一步分析道，影片不仅是一部出色的作者电影，也是一部如小说般的电影，准确地勾画出1960年代台湾的社会面貌，尤其是1961年发生的那起悲剧性犯罪事件。通过小四的视角，影片展示了那个被白色恐怖压迫的时代，那些生活在戒严下的台湾人的命运。与此同时，它也将青春的定义与那个时期的全球变迁相互呼应，展示了一个与我们熟悉的青春期截然不同的概念。
她提到，所谓“青春期”这个概念，实则是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成形的，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为青春这一概念做出了定义，使其成为“从13岁到20岁之间”充满困惑、痛苦、挣扎的阶段，这段时期不再是浪漫的花季雨季，而是充满不安和绝望的“青春残酷物语”。在杨德昌的影片中，导演通过小四的故事和眼睛，将这一切展现得淋漓尽致。小四的短暂一生，充满了痛苦的青春挣扎，也深刻映射了那个冰冷时代台湾的历史背景。
杨德昌，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侯孝贤共同见证了台湾电影美学革命的辉煌时刻。台湾新电影的标志之一便是其对非职业演员的使用，以及其电影语言的独特性。杨德昌的影片很少使用近景或特写镜头，他所展现的是一种较为疏离的观看视角，表现出人物无法掌控命运、被压迫的状态。与侯孝贤不同，杨的作品更注重中景与小全景，这种远距离的视角恰到好处地传达了人物在社会暴力和压迫下的渺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仅是一段青春的痛楚，它也是一个爱情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破碎的爱情尝试。影片中的小四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屡遭失败，最终以悲剧收场——他在愤怒与绝望中亲手终结了小明的生命。而这一刻，便是那个时代下，爱情与青春的悲剧交织。
有趣的是，杨德昌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我就是张震”，意指影片中的小四角色与他自身的成长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对于艺术家来说，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个人的隐秘和真切，而杨德昌的这部电影便是他对自己、对那个时代、对那个历史时刻的深情告白。
此外，这部影片的拍摄背后，也有一个值得一提的花絮：在电影中扮演小四父亲的演员，正是张震的父亲。这部影片标志着张震作为童星的初登场，并奠定了他在银幕上的地位。而影片中的父子关系，也展现了不同于传统父子冲突的独特描写——在小四的生命悲剧中，父亲的形象的崩塌，正是社会暴力和父权压迫的象征。
影片的叙事结构也极具特点，导演巧妙地使用了重复与回旋的叙事手法，增强了情节的张力。例如，父子俩从学校归来的场景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父亲在暴力面前保护了儿子，而第二次父亲的形象已经彻底崩溃，儿子在绝望中回忆父亲对他的期待，情感的撕裂成为影片的高潮。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是青春、爱情、父子关系与社会暴力的深刻交织，是台湾历史中那个黑暗时刻的影像再现。这部影片，在沉重的社会背景下，讲述了一段关于生命、成长与失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