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的早晨，李敖对助手挥了挥手：“去替我订五十朵红玫瑰，不用写卡片。”十分钟后，他又补了一句，“别忘了告诉记者，我要让她知道——再美丽，也已经五十岁。”
消息当天出现在各大娱乐版。一束花掀起的哄动，比许多时政评论还热闹。有人暗笑李敖老辣，也有人替胡因梦抱不平，但最诧异的还是一句话：离婚二十三年，他到底在较什么劲？
若是只看花束事件，很容易把这段纠葛当作八卦。可稍微往回翻，就会发现两人像两条并行却短暂交叉的轨迹——相遇时轰轰烈烈，分开后仍互不相让。
胡因梦那时住在山上，收花后淡淡一笑，随后继续修改克里希那穆提的译稿。朋友问她怎么想，她耸肩：“他说我老得快，可他也没年轻到哪里去。”
三个月婚姻、三年官司、二十多年不间断的口水战，这些数字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两种性格的硬碰硬——李敖喜欢占舞台中央，胡因梦拒绝当陪衬。
要追溯这段故事，还得从胡因梦的家庭说起。她1949年出生于台北，母亲璩诗方自称“精神女伯爵”，对名分与金钱皆有执念；父亲胡赓年则是典型的书卷贵族，家风宽松。婚姻一地鸡毛、情感多次裂变，小女孩在冲突与冷漠之间学会旁观，也练就了日后那种优雅的疏离感。
进入演艺圈纯属偶然。1970年，她在画展开幕式上被徐进良看中，主演《云深不知处》一炮而红。之后的十余年，她拍了四十多部电影，片酬节节攀高，却时常对好友吐槽：“拍戏像走流水席，热闹完就剩空凳子。”
李敖的出现，改变了她对“才华”的想象。1979年底，一位姓萧的朋友设宴，李敖携女友刘会云同席。那天他郑重鞠了一个九十度大躬，客厅里人人错愕。李敖嗓音低沉，“胡小姐，我买了十万册书，只等一个愿意和我一起读的人。”
这些话听上去有点夸张，但在胡因梦耳里却像是豪华图书馆的邀请函。五个月里，他连写二百多封情书，甚至标注页码，边注出处。胡因梦后来回忆，“他不是追我，他是在展示他对知识的占有。”
1980年5月6日，两人在台北远东饭店举行婚礼。现场嘉宾半数是文化圈名人，另一半是来看“台湾第一美女”被人娶走的失意男士。很多人以为这一对会并肩作战，没想到只撑了三个多月。
矛盾来得很快：李敖不准她再拍电影，胡因梦却想完成已经签好的合约；他爱深夜写作怕被打扰，她偏爱清晨练瑜伽。细节堆积成山，终于在八月爆发。他召开记者会宣布离婚，一句“我受够她的浪漫病”登上头版。
官司拖了三年，李敖频频在电视上“开炮”，据不完全统计，公开辱骂超过七十次。胡因梦那段时间精神濒临崩溃，甚至被检方以“出版伪造文件”起诉，幸好判决无罪。她说：“若不是每天冥想，我可能真进去了。”
离婚后，她彻底离开演艺圈，泡在书堆里做翻译。那几年，一个字四毛台币，扣掉房租几乎所剩无几，却让她找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为虚荣付账。”这句自嘲后来被年轻读者奉为金句。
李敖继续做“炮打司令部”的老本行。有人问他为何总提胡因梦，他笑：“若非她先信了我才情的邪，我又怎会信她美貌的鬼？”听上去霸气，实际透着某种不甘——才子自负被拒，面子挂不住。
2003年，五十朵玫瑰抵达胡因梦住所。一位摄影记者守在门口，她抬手挡镜头：“鲜花挺香，谢谢替我浇水。”随后转身关门，从此再没公开回应李敖任何言词。
两人此后仅有一次同台，是在一场学术论坛。主持人起哄，让他们握手言和。李敖看看她，突然说：“你还是那副神情，好像世界与你无关。”胡因梦轻声回答：“世界本来就与我无关，我只管自己的呼吸。”话音不高，却赢得满场掌声。
那一年，她出版《生命的不可思议》，主题是“向内看”。书里没提李敖，但行间透出一句潜台词：真正的修行，就是把曾经的锋利磨成稳重。李敖五年后去世，葬礼上播放他生前录像，他自嘲“人死后也许才真正安静”。
回头看，这段婚姻像一面镜子，映出双方的光亮与阴影。李敖代表浩浩荡荡的男性♂️自我，胡因梦则选择转身向内。玫瑰终会枯萎，可留下的争议与思考，却还在提醒后来人：爱情不必成就传奇，倒要先学会与自己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