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岁的亚裔老兵李·黄在镇会议上掀开上衣，露出胸膛上服役留下的伤疤，质问“这样够爱国了吗？ ”这一幕背后，是无数非白人在美国难以言说的身份困境。
一名69岁的亚裔官员在镇会议上缓缓站起身，面对质疑他忠诚度的目光，毅然掀开上衣，露出胸膛上服役留下的伤疤。 这一幕发生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西切斯特镇，李·黄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那些因他的亚裔面孔而质疑他爱国心的人。
类似的身份困境也发生在一位日裔超人演员身上。 迪恩·凯恩，这位拥有八分之一日裔血统的演员，在扮演超人后却收到“我们想要的是超人，不是寿司人”的种族歧视言论。
尽管他后来成为支持特朗普强硬移民政策的代表，但他的经历依然凸显了亚裔在美国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困境。
亚裔在美国的忠诚度常受到无理质疑。 李·黄18岁从婆罗洲来到美国，上世纪70年代在芝加哥，几个人仅因为他是亚裔就殴打他。 尽管他将行凶者告上法庭，但他们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种歧视不仅存在于街头，更渗透到制度层面。 美国住房评估中的种族歧视就是例证。 非洲裔居民保罗·奥斯汀夫妇在旧金山郊区购买房屋后，评估机构首次估价145万美元💵。
但当他们需要抵押再融资时，同一机构估价却不到100万美元💵。 疑惑之下，他们请一位白人朋友假扮房主，结果估价高达148.5万美元💵。
历史上，日裔美国人甚至被迫接受“忠诚度调查”。 珍珠港事件后，西海岸约12万日裔被强制转移到拘留营，其中大多数已是美国公民。 1943年，美国开放对日裔美国人的征召，但拘留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必须接受“忠诚度调查”。
美国社会存在一条无形的“斩杀线”，普通人一旦因失业、疾病或意外跌破这条线，就会触发灾难性连锁反应。 这个概念由B站UP主“斯奎齐大王”提出，反映美国人的经济脆弱性。
2024年1月的数据显示，美国单夜无家可归者总数达771，480人，创历史记录。 这一数字在2019-2024年间增长超过35.9%。 无家可归现象正向全年龄层、全性别蔓延，18岁以下儿童占比19.2%，55岁以上者占比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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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在无家可归问题上的影响不容忽视。 黑人仅占美国总人口12%，却占无家可归者群体的31.6%。 拉丁裔占比30.6%，也远超其20%左右的全国人口占比。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发现，无家可归前6个月，28%的人经历过失业、工时减少或薪资降低等收入冲击。
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带有浓重种族主义色彩，但也超越了种族主义的局限。 不同族裔的低收入者对各自处境的不满持续加剧，但精英阶层通过一系列策略维持着这种不平等。
美国政治和社会因为种族等问题而撕裂，大选这样的政治议程反而促进了少数族裔的成长。 然而，这种成长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代价。
政治精英成功利用政治身份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文化战争，使底层人民互相伤害。
非欧洲裔美国人与欧洲裔美国人在数量上正接近均衡点。 这一人口结构变化本应带来权力结构的调整，但现实是，少数族裔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反而强化了现有的游戏规则。
移民在美国面临的身份困境尤为突出。 即使是通过合法途径移民的亚裔，也常常被视为“永久的外国人”。
李·黄的经历表明，即使为美国服役并受伤，也无法改变因种族面貌而遭受歧视的命运。
对于部分移民来说，他们在美国遭遇的“回旋镖”效应更具讽刺意味。 一些曾参与香港“黑暴事件”的分子，利用英国BNO签证计划前往英国后，却遭遇了更直接的种族歧视。
一名叫赛琳娜的香港女子在英国等公交车时，遭到两名女性♀️的辱骂和殴打，导致鼻子骨折及身心创伤。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的移民执法过程中。 ICE在纽约中国城突袭时，主要目标是非洲裔非法移民，但执法的同时引发了更广泛的族群紧张关系。
美国社会为不满情绪提供了非暴力的宣泄渠道，用选票代替起义和暴力革命。 这种周期性的权力更迭给了民众“下一次会变好”的希望，从而消解了通过暴力推翻政府的紧迫感。
但这种制度也限制了美国人的政治想象力。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无法想象除了现行制度之外，还有另外的体制可以选择。 美国宪法成为世俗圣经，自由市场成为神圣定律，这些都是“祖宗之法”，万般不能改动。
这种思维定式使得深彻变革难以实现。 例如，美国电力系统规划于1900年，最后一次大规模升级改造是在1960年。 旧金山电力系统只能负担1960年时代的旧金山市区，而现在该地区人口已增长数倍。
尽管AI产业和『新能源』汽车等高技术产业急需电力升级，但美国新建电厂的审批周期长达5-10年。
在纽约中国城，ICE的突袭行动引发了街头混乱。 围观群众将ICE警员围起来，高喊“法西斯”抗议他们的粗暴做法。 这种执法方式进一步加深了族群间的裂痕。
而在英国，通过BNO签证移民的香港人发现，他们不仅面临种族歧视，连学历和专业资质也不被承认，不得不接受薪酬下降或长期失业的境况。 他们的英国梦，最终变成了艰难的生存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