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雅布隆卡
男人在所有领域的竞争中都奋勇争先，唯独在性别平等的进程里，常常缺席。由数千年刻板印象与社会制度塑造的传统男性♂️模型已然陈旧。这种模型之所以显得过时且有害，是因为它是一台统治机器——不仅用来辖制女性♀️，更用来规训那些不符合所谓“标准男性♂️气质”的男人。关于未来，我们的梦想是：创造新的男性♂️气质，让它能够与女性♀️权利共存，且不再兼容过去的父权等级制。
在世界各国，无论女性♀️地位如何，都出现了为整体的社会行为定义一种“男性♂️伦理”的迫切需要。我们该如何阻止男人嘲讽女性♀️权利？就性别平等而言，怎样才算是“好男人”呢？如今，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平等意识的男人，是对父权制抱有敌意的男人，是比起追寻权力更热衷践行尊重的男人。我们需要男人，但应是正义的男人。
现代性“跛足”：性别正义的迟到
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法国女权主义者）在其著作《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中以这样的质问开篇：“男人，你有能力做到公正吗？这是个女人在向你发问。”在奥兰普·德古热去世两百多年后，当我们放眼世界，审视政府官员的构成、薪资的不平等、家务劳动的分配不均、伴侣在私人空间或公共场合的暴力行径时，我们依然想知道：男人究竟有没有“公正的能力”？在这一层面，18世纪的民主发端、19世纪的工业革命、20世纪的社会主义兴起和去殖民化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我们的现代性依旧是个跛子。
无论在哪里，都有数不清的组织或机构在讨论性别平等。然而，在我们当前的民主条件下，女性♀️权利的实现依旧遥遥无期。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卢梭，再到约翰·罗尔斯，哲学家们普遍对这一问题兴致索然。他们思考的正义并不包含性别正义。为了自由，我们的国家是如此推崇平等和公正，却严重缺乏热衷平等和公正的男性♂️。我们的民主制度存在一个盲点：性别正义。这需要消除性别不平等。男人们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如何去“帮助”女人获得独立，而在于改变男性♂️气质，使女性♀️不用再屈从于它。
文化构建：女性♀️受困的根源
纵观历史，尼古拉·德·孔多塞、夏尔·傅立叶、威廉·汤普森、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男性♂️都支持女性♀️解放。他们捍卫女性♀️的人身权利、行动自由，以及在智识、公民生活和政治上的平等权益。他们呼吁女性♀️的受教育权、工作权、投票权、自主权以及爱的权利。先驱们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女性♀️遭受统治并非关乎性，而是关乎性别；并非生物原因带来的厄运，而是文化构建带来的恶果。
可是，尽管这些勇敢的思想家期望让女人在权利方面“与男性♂️持平”，他们却并没有打算去改变男人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社会权威，以及他们在性别上的主导地位。这些思想家的立场慷慨，却并不自洽，只补救了结果而没有解决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让女人同男人“持平”的那种女性♀️主义还不够彻底的原因。
所有行动都应从检视自身的意识开始。可以有一千种做男人的方式，“阳刚”只是其中的一种。新型男性♂️气质能让男人从优越情结中解脱出来。
“重新分配性别”：正义终极指向
革新男性♂️气质意味着性别正义理论化。性别正义的目标是“重新分配性别”，这与社会公正要求财富的重新分配是一个道理。
进步之所以困难，原因之一是对男性♂️支配的历史这一相关领域的忽视。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男性♂️和女性♀️都察觉到雄性掌控着权力，但他们或她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的。是的，我们必须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古代开始讲起，去考察那些男性♂️不再作为一种视角，而成为一种普世和高等存在之代言人的时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追溯到问题的源头。
男性♂️生而尊贵的思想催动着男人。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总是潜在地处于危机之中，被自己的支配权力所异化。自19世纪开始，女性♀️主义的胜利、女人进入领导岗位以及家庭角色的重新界定撼动着整个性别等级。在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工业霸权地位衰落，第三产业职位增多，这种情况颠覆了男性♂️的地位。无论在大学还是在就业市场，男孩们必须同那些更加适应知识经济的女孩竞争。
一方面，父权制持续存在；另一方面，人们对其的怀疑也不断增强。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事实上，男人的确在担忧，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主导地位。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是时候捍卫一种新型的社会构想——性别正义了。性别正义包含一些“正义的标准”（不支配、尊重和平等），一种“性别伦理”（即指导男性♂️的准则）和一些“颠覆行动”（使父权制不再有序）。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种“有质量的社会关系”，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与平等的人一起生活”。如此，我们便可重新分配性别了。
（作者为法国历史学家、巴黎第十三大学当代历史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