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赖楚谣的观点，她提到短视频让许多女性第一次掌握了家庭的财政主动权，并在家庭内部拥有了真正的发言权。在中国广大的乡村、县城和边缘社区，短视频和直播为很多女性提供了新的机会。算法分发机制让这些原本缺乏社会资源、没有学历优势的人得以成为主角。
赖楚谣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直播镜头前大多数是女性，更受欢迎的主播也多是女性。这不仅是因为“直播话语结构的性别偏向”，还因为在以用户喜好为核心的系统里，女性直播者有着天然的优势。她们能更快地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给予情绪上的回馈。
舟曲的三妹是一个例子。她全职做直播后，收入远超家中其他人，甚至带动了几个本地宝妈一起直播。经济话语权的上升使家庭分工发生变化，丈夫开始主动承担家务，有时还会催促她们忙自己的事业，“今天赶紧直播”。
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小懒身上。她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因一条身穿Lolita裙子在鸡舍前喂鸡的视频走红。有了流量后，小懒开始用这笔收入改善家庭生活，带妹妹去北京看病，逐渐成为家中的经济支柱。她在视频中写道：“是镜头前的你们改变了我的生活。”
可见性对她们来说意味着社会承认的机会。赖楚谣称之为“流量彩票的意义”。这张彩票代表的不仅是运气，更是一个女性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向系统与结构索要回音的方式。当一个女性通过短视频完成命运的跃迁时，她已经在行使一种新的社会行动方式。她们不再是“谁的妻子”或“谁的母亲”，而是作为个体的存在者、劳动者和表达者。观众的点赞、停留和评论，是这一机制中最具转化力的回馈。
短视频平台在过去十几年内重塑了“可见性”的分配逻辑。传统媒体时代的门槛被降低，基于用户偏好的算法使得女性在亲和力、情绪价值和生活经验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她们不仅能策划复杂的议题，还能将自己活得清晰可见，这是一种当下的力量。
赖楚谣认为，直播带货正在促成一种“大众对精英的反向重构”。过去由中心向边缘传递的内容逻辑，正被一种更平行、更混杂的模式取代。短视频平台上的女性不再依赖传统的权力通道，而是用自己的生活建立起另一种意义上的影响力。
这种变化往往会外溢到现实社会中。当一个家庭的女性因为短视频而有了收入，她在家庭中的位置就会发生改变，开始参与家庭的重大决策，拥有“不依附于他人”的自我认知。这种变化虽然缓慢且日常，却是极其根本的。算法为一部分人打开了新窗口，参与了社会变革的进程，而这些进程的起点往往只是一次拍摄——一次按下“发布”的决定。算法正在改变的事物，远不止她们面前的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