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阮少平打着伪造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旗号，在国内游走多年。随着一系列报道发布，其“中国科学院院士”等诸多身份被证实系伪造。在中国科学院官网目前公布的各类院士名单中均查无此人。尽管如此，阮少平频频去多省中小学校、医院做活动，所到之处都受到等同于院士的热捧。
这一事件引发的关注不仅限于打假。有文章指出，这些单位只要事先稍做功课，查一查院士名单，搜一搜其所谓的各项顶刊论文，就不难做出判断，免于受骗。然而，无人去做此事，任由骗子到处行骗。这反映出骗子的“高明”之处——通过社会活动带来的光环和影响力反复强化自己的“院士”烙印，并通过人脉的延展将自身形象托举到更高处。例如，所谓某某博士和某某学校领导陪同阮少平参观交流、所谓某文化促进会“永久名誉会长”和北京阮顺堂中医院院长和博导等诸多身份的加持，都是对其身份造假之后的“馈赠”。在不少单位看来，有了这么多前例的背书，想必阮少平的专家身份不容置疑，盲目跟风邀约也就不假思索。
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常荒诞而现实的场面，阮少平越是抛头露面，越是胡说八道，就越能迷惑人心，越能让自己安全。在长时间的行骗过程中，他已经获得了更多的“名望”和实质上的好处。无论是以讲座获得丰厚回报，还是直接为医院、酒商或社会组织站台捞取酬金，都会让他欲罢不能。
骗子行骗并非独角戏，必仰仗迷信专家、迷信身份、迷信“权威”的扭曲环境。骗子固然可恨，但与骗子有意无意“合作”的机构和单位也应感到羞愧，它们在客观上为骗子提供了舞台和施展的空间。只把骗子拉下马是不够的，那些主动帮助骗子打造迷人人设、主动邀请骗子站台、共谋“发展”的机构和商家也该被追究责任。否则，骗子“成长”、做大的土壤就难以绝迹。
人们对“院士”二字天然带有敬畏，鲜有质疑。阮少平越是频繁走穴，网上的相关记录就越多，哪怕有人犯嘀咕，上网一搜也只能看见满屏“认证”。一来二去，假的也就成了“真”的。网络确有强大的集纳功能，但就像阮少平令人瞠目的履历一般，你所搜到的不一定是真的。看似板正的“百科”可能是胡说八道，说好的“攻略”可能是广告文案，名为“科普”的文章可能是谣言大全。如果一搜了之全盘接受，那么本来用以证伪的搜索手段就会成为谎言背书。某种程度上，网络越发达，AI工具越普及，数据污染的程度和危害可能越突出。守住思考、求证与判断的能力至关重要，才能在数据洪流中少被裹挟忽悠。
骗局背后，监管的失守也令人忧心。阮少平以虚假身份为酒企站台、为医院“指导”，甚至借虚构的“阮顺堂”炒作中医药概念。这些涉嫌虚假宣传、可能危害公众健康的行为竟一路畅通，监管的滞后与缺位暴露无遗。这场闹剧的核心还指向一个更扎心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是否正在系统性丧失“求真”的能力？当“院士”能靠粗糙PPT和表演式自信包装成功，当虚构的“抗疫英雄”履历能走进校园，当“阮小七后代”的荒诞故事能博得掌声，我们践踏的不仅是常识，更是社会的集体记忆与信任根基。近年来，假专家、假协会、野鸡大学、虚假头衔层出不穷。这背后既有个人失信的猖獗，更有制度性漏洞的“纵容”。
假院士倒了，这不该是结束，而是反思的开始。我们必须直面根源：能否摒弃对符号的盲目追逐？能否重建一个以真实为本、以诚信为基的社会？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每一次对真相的坚持里。相关部门需要详查涉事单位邀请阮少平的目的、付出的成本以及背后的猫腻等问题，揭开阮少平的真实身份，看看拉大旗扯虎皮的人究竟是谁；同时，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让假冒者无空可钻、无处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