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18万 不到一年就辞职？乡村CEO的挑战与机遇。在乡间的马路上，杭州市余杭街道永安村的“60后”村书记张水宝奋力向前奔跑，两侧是金黄的稻田。他边跑边用方言推介着大米、锅巴和米酒等农产品。“80后”的刘松陪跑在他身旁，双手捧着竹篓，把产品逐个递给他。5年前，刘松受聘成为永安村的乡村CEO，负责专业化、市场化地运作村集体经济，二人成为亲密搭档。
地处非常用蓄洪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永安村，97％的土地属于永久基本农田，这使其在富裕的浙北地区成为“落后村”。刘松加入后，2023年，永安村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由2019年的73万元提升至550万元，这也成为浙江乡村运营最出名的案例之一。刘松坦言，他在村里的日常就是处理一件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每天接待客人，直播卖米，处理售后问题等。事实上，坚持这些“日常”很难，每个村庄都有复杂的生态，大多数乡村CEO过半年或一年都会辞职。
多年来，“刘松们”不断壮大，这份职业也纳入规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新职业“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也被称为乡村CEO，指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从事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财产参股等经济活动的人员。据统计，仅在浙江、广东就有近10万名从业者。
浙江是最早探索乡村CEO培养与招聘制度的地区之一。2023年，温州市首次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目标是开发本村特色旅游产品，做好农文旅发展，带动村民就业，促进村民增收。经层层选拔，“90后”张金来从福建来到平阳县万全镇周垟村上任CEO。张金来表示，刚过来时村里没有负责管理集体资产的公司主体，也没有自主经营的产业。他先花了5个月的时间解决“无人管”的问题，通过成立公司、收购资产等方式，逐步将村集体资产收归所有，并组建村级强村公司。
张金来认为，被信任的CEO有中立优势，有助于调和一些村干部也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例如，周垟村有一位村民租了村里的音乐岛，经营露营项目，但租赁事宜一直难以开展。张金来介入后，找到法务人士拟合同，写明租金规则、违约条款等，敦促双方签字并完成打款。完成所有铺垫工作后，张金来团队基于收过来的文旅资源，在去年“五一”举办了一次水乡文化节，赚到了10万元，并作为启动资金用于后续规划。因为“有人管了”，周垟村一年的集体经济增加了五六十万元。
如何激励乡村CEO是制度设计的关键。以温州为例，温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财政局印发的《温州市农村职业经理人试点工作方案》明确了薪酬标准，给出一系列福利。关于薪酬，职业经理人工资报酬为18万元/年，其中基本工资12万元由所在村社按月发放，考核工资6万元在所在村社完成年度集体经济考核任务后一次性全额发放。绩效奖金则根据职业经理人本人绩效考核情况择期发放，具体考核办法由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强村公司）与招聘人员协商确定。
梳理完资产后，乡村CEO才迎来真正的考验：如何通过市场化运营，为村集体资产赚到更多的钱？来到永安村之前，刘松曾担任农业企业厂长、上市公司农业板块高管，熟悉与老百姓、村干部打交道的规律。他表示，在乡村这一熟人社会，外来者不一定要立即“做大事”，而是要先融入村集体、建立信任。刘松在2025年9月到任后，除了调研和规划重点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策划农文旅活动，如开镰节、亲子研学、长桌宴等。办活动速度快、投入少，一场活动赚几千元，大家就觉得挺厉害了。村里有了人气，村干部都过来帮忙搞卫生、参与服务，村民慢慢就记住了办事的人。
黄金是四川省阆中市沙溪街道金鼓村的第一个大学生。2017年，他辞去了在腾讯年薪百万的工作，回乡创业。彼时，金鼓村除了有两三家农家乐，大部分土地都用于村民自给自足，无任何支柱产业。黄金决定种植附加值高的无花果，但在初期得不到信任，他先用积蓄流转了100亩土地，一次性预支了3年租金。他给家家户户送出5株树苗，邀请村民种在庭前院后，这成了获得信任的关键。第二年果实成熟时，村民们直观感受到了差距。2019年，无花果产业带动了33位村民人均增收6000元。
相比之下，永安村起点高很多，已有水稻这一支柱产业，需要更高维度的品牌运营，这考验经理人的“操盘手”能力。刘松经常强调“乡村运营”的关键——以市场经济方式，通过对乡村有形和无形资产、内部和外部资源要素进行有效整合、重组、配置，转化为经济价值。例如，在改良水稻种植技术、数字化、模式运营等方面，永安村分别与浙江大学不同的教授团队建立了联系，寻求帮助。“稻田认养”是永安村出名的致富经：吸引70余家企业以8万元/年认养10亩稻田，可线上监测种植情况，村里则保证产量，产出的大米及衍生品均归企业所有。2025年，刨去种粮成本，永安村每亩地的综合收入从555元提升至5800元。
同创业公司一样，乡村CEO也会面临资金困境，但对外融资的机制却很薄弱。2025年，金鼓村合作社种植的无花果供不应求，正当黄金计划增加种植面积时，国家出台了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他随后调整思路，打算筹建无花果加工厂房，转向中高端市场。面对加工厂房的资金缺口，村民们面面相觑。黄金找了诸多风投机构和农业大公司，但被一一拒绝。最终，他给老东家腾讯发去了一封求助邮件，意外得到了回信与资金支持，才解决了难题。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中国农业大学和腾讯的推动下，浙江、广东都开启了对乡村CEO的大规模培养计划。据统计，2023年，浙江1.9万个乡村平均配备了3名从业者，总规模约5.7万人。至于薪资保障，全国从业者的平均年薪在10万—15万元。各地乡村CEO面临的生态各有不同。浙江的很多村书记靠经济实力、经商头脑说话，现阶段的乡村发展需要新业态运营；在广东，村干部更多依靠宗族势力，城市化提速，湾区有许多村庄的集体经济每年仅靠物业出租就有几个亿的收入。
浙江还推动了乡村的片区组团式发展。例如，在余杭街道，包括永安村在内的8个村抱团发展，合股成立公司，共同发展水稻品牌。各村在农产品、文旅和产业园区方面各有资源优势，通过数字化工具一起共享资源与流量。抱团发展后，八村公司有权盘活更多的公共闲置空间，如在城区附近的高架桥下举办活动，各村则遵循合同分配利润。但在全国多数省份，乡村运营缺乏财政支持，也尚不具备成熟的机制与土壤。一些乡村CEO开始抱团发展，以扩大农产品的线上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