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文学在抗战烽火中肩负起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使命。它不再是书斋里的吟咏，而是战场上的号角，为民族的屈辱与抗争书写、追问、呐喊。今天，我们重读那些滚烫的文字，感受字里行间汹涌澎湃的民族怒潮。
卢沟桥的炮声惊破了北平的宁静。老舍笔下的祁老爷试图用米缸堵住家门，却堵不住侵略者的铁蹄。《四世同堂》以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小羊圈胡同百余个人物在国难中的沉浮。从苟安到彷徨，再到奋起抗争，老舍的笔如利刃，剖开了那个时代家国命运的沉痛与觉醒。老舍曾说，文章入伍，以文章抗击侵略者，发挥了炸弹作用，唤醒民众、激发民众的抗战激情。
九一八事变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李辉英的《万宝山》、骆宾基的《边陲线上》、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尤其是萧红泣血而著的《生死场》，这些流亡关内的青年作家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不仅是书中人物的呐喊，更是亿万中国人的共同誓言。
七七事变彻底点燃了全民族的怒火。“我们有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以血肉和敌人相搏于战场。”中国剧作者协会仅用三天创作的《保卫卢沟桥》，发出了时代最强音。陈白尘、张季纯、胡绍轩等剧作家纷纷以卢沟桥为题材，笔就是枪，台词就是子弹，他们守住的不仅是文化阵地，更是民族解放的希望。卢沟桥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军事上重要的地方，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大量关于卢沟桥的诗词、图片，甚至卢沟桥上狮子的书写，当卢沟桥丢失时，人们非常激动和难受。文学对于卢沟桥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标志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族危亡之际，文艺界空前团结。“文协”成立，作家们自觉肩负起民族救亡历史使命，投身抗日洪流。《抗战》期刊传递战讯，《救亡日报》汇聚名家呐喊，《抗战文艺》“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呐喊”，是唯一贯穿抗战的文学刊物。它们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一起，成为插向敌人的一柄柄利剑。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许多文学界人士在山城留下了一批蔚为壮观的抗战文学作品：端木蕻良在嘉陵江畔写就《嘉陵江上》，茅盾以《白杨礼赞》歌颂北方坚韧的农民，巴金《寒夜》映照战时小人物的悲欢，老舍在“多鼠斋”的艰苦环境中完成《四世同堂》巨著。他们在硝烟之外，筑起了另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1942年，郭沫若在重庆全家院子被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仅用10天完成了历史剧《屈原》。《雷电颂》借古讽今，控诉现实黑暗，呼唤光明。《屈原》上演，万人空巷，观者如山，冲破了山城的思想阴霾，以文艺的惊雷，炸响了全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
同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作家们深入调查研究，文学创作面貌一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开创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反映解放区新气象。贺敬之等作家的《白毛女》让观众义愤填膺，气得想上台把坏人揪下来；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孙犁的《荷花淀》，这些作品用人民看得懂的语言讲述人民自己的故事，成为凝聚抗战力量的强大引擎。孙犁在《荷花淀》中描写水生嫂子编芦苇席子时的美好平静生活，却被日本侵略者打破，激发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保卫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