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一份用铅笔书写的黄色稻草纸书简，书简上“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一语，表达了作者左秀海无比激愤之情。这份书简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是东北那些有血性、有良知、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的殷殷爱国之心。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吴青昊摄）
左秀海在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凤城县职业中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秘密参加安东（今丹东）教育救国会，担任凤城县教育救国会副会长，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开展抗日活动。1936年11月，在日伪当局以肃清“东边抗日教育救国会”名义大举逮捕和屠杀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左秀海惨遭杀害。在监狱里，他给妻子写了这封遗书，现在来看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字里行间却显示了他的报国情怀和不屈不挠的斗志。
这起当时震惊全国的大惨案，就是由东条英机一手策划的，是这个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欠下的又一份血债。从1936年9月到1937年3月，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共抓捕爱国人士311人，判处有期徒刑249人，死刑45人，审讯酷刑致死9人。
记者在梳理这段历史时发现，在被捕的人员中，教育界人士有184人，占被捕人数的59.6%；被判处死刑的教育界人士占大多数，他们中有教育厅长、高中校长、职业中学校长、师范学校校长、小学校长甚至普通教师等。这起事件也被称为“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或“安东教育界大惨案”。
已逾花甲的黄文科是丹东地方史专家，多年专注于“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研究，在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主持下，他所著近50万字的《安东教育救国会始末》即将出版。黄文科说：“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事件深处的历史意义梳理出来，让更多人了解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记住国耻，记住那些因抗日救国而惨遭杀害的爱国志士。”
冒险成立安东教育救国会
2025年9月2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共185名，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为国捐躯者、桓仁中学校长、桓仁教育救国会会长李德恒名列其中。
2001年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辽宁英模大典》收入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为国捐躯者王明仁、邓士仁、丛树春、刘国安、宋良忱和田锡忱6条词条。
安东教育救国会是辽东地区教育界投身抗日救亡斗争的爱国抗日组织，是在遭到日本侵略者残酷镇压时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知识分子群像，虽然从成立到失败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他们的英勇事迹还鲜为人知，但是安东教育救国会的名字将永远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丰碑上。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安东教育界大惨案”条目记载：1935年12月20日，伪安东省教育厅在省城安东召开全省中小学校和师范学校校长参加的教育检定测验会议。名义上是研讨教育工作，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的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他趁这次开会之机，把主张抗日救国的桓仁、岫岩、庄河、凤城等县代表十三人召到安东林科中学秘密商讨成立“救国会”事宜，一致同意成立安东“救国会”，孙文敷担任会长、安东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担任副会长。
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身处日伪统治，孙文敷和秦有德依然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抗日斗志。孙文敷于1928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在海城任县知事，伪满初期任伪安东省教育厅长。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他对海城县公安局督察长刘程九说：“我辈不能甘陷水深火热之中，必须坚定救亡图存的决心，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也应自奋抵抗，但这要付出重大的牺牲。具有此心，方不愧为人。”
秦有德在和友人谈到成立救国会的思想动机时说道：“日本灭亡东北之麻醉政策、奴化政策、怀柔政策、恐怖政策，日本人持此四大政策，以临东北，我东北人民遂永沉沦于苦海中矣。我们受国家高等教育之人，长为奴役，实不甘心。且东北又是我们的家乡，坐视沉沦，而不挽救，揆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无乃有厥，余因组成‘救国会’。”
安东教育救国会成立后，在强烈的反日气氛中，所属10个县很快都成立了分会。庄河县教育救国会对入会的要求是只要热爱祖国、愿意抗日，就可加入救国会，很快会员就发展到了700余人。
1935年12月各县教育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向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岫岩县文史办编印的《岫岩文史资料》收录的《岫岩教育事件》对当时的情况有如下记载：“他们提出的战斗口号‘宁愿赴汤蹈火，决不当亡国奴。’关、赵两位校长，利用各种机会，向教职员工渗透‘不忘我们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思想。教员则因科制宜，从不同角度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设法把宣传工作扩展到社会上去。”
在教育救国会的鼓动下，当时安东教育界经常发生痛打亲日分子、张贴抗日标语、高唱爱国反日歌曲、反对奴化教育等事件。
为了支持抗日武装，各县救国会积极组织募捐活动，以各种名义秘密筹集资金，提供给当地的抗日武装。
1935年冬，杨靖宇率领队伍到达本溪县碱厂地区，李德恒积极动员周边亲友给抗联购买了袜子🧦、手套🧤、胶鞋、毛巾、布匹、食盐等生活急需品。李德恒又自己出钱暗中买一些粮食，带人用驴驮到抗联在老秃顶山中的军事密营里。1936年秋季的一天，李德恒和救国会的成员把群众募捐的钱和物资装上三辆大马车送到抗日队伍中。
黄文科介绍说：“1935年底，日本在东北殖民统治已经稳固，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安东教育救国会，校长们相当于从校园直接走向战场，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搏了。”
“舍生救国，以身殉难”
55岁的刘大为至今还记得爷爷刘国安在药盒内的包装纸上用铅笔写给奶奶刘毓琴的遗书：“毓琴，我未死于病，幸死于国事，亲老子幼，累卿一人，教子成人，重整门庭，迁徙农村，暂谋生活。安拜。腊月二十三。”
时任安东县教育局学务股股长刘国安是安东教育救国会的骨干成员，被捕入狱后宁死不屈，1937年2月8日，刘国安和秦有德、孙文敷等11人在奉天（今沈阳）浑河岸边被日寇残忍杀害。
“这份遗书让我感受到了他的勇气，也感受到他对家人未来的担心。爷爷是一个面对日本侵略敢于站出来的反抗者、爱国者，我为他感到骄傲。”刘大为说。
日寇对安东教育救国会成员的抓捕、迫害和镇压是从1936年9月开始的。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辽宁教育志资料（第三集）》记载，对安东教育救国会抗日活动早有耳闻的日伪特务机关，1936年9月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抓到了到桓仁募集资金的抗联联络员，遍布安东各县的教育救国会也随之暴露。在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的指挥下，日伪特务于11月12日夜起，对安东地区教育界的爱国人士进行大逮捕，接着，逮捕范围由教育界向文化、工商等领域拓展，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呈现大爆发趋势。
丹东市地方史专家曲文良在其撰写的《日伪时期安东教育界大惨案》中，记录了日本宪兵对被捕的爱国志士实施酷刑的场景：“这些人常常早5点钟就被提到刑讯房，直到晚上9、10点钟才被拖出去。这期间，他们被打一阵，问一阵，问一阵，灌一阵，昏过去，用水浇，醒过来，又被拷问。有时，被用烟火烧、竹条子打腿肚子、竹针刺手指尖、罚跪铁链子、跪木柴片子、上大挂、压杠子、‘胶皮炖肉’……一个个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
救国会的成员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后，不畏强暴、宁死不屈，表现出了宁做中国鬼、不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安东教育界大惨案”条目有如下记载：“在审问桓仁教育界人士王贡生时，他什么也不说，日本宪兵、特务气得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孩子看他如何受刑。不懂事的孩子王明鼎不忍看着其父备受摧残，便劝其父招认，而其父则厉声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王贡生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表现得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被活活打死。”
岫岩县师范中学校长，岫岩县教育救国会会长关英华在受审时与敌人拼命，当场惨遭杀害。他的儿子关群回忆说：“父入狱后荼毒备至，终不招累……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6日之夕，贼又逞暴，我父悲愤填胸，恨不能生吞倭虏之肉。乘贼不备，夺案上刀，直前刺之，致激倭怒，即反刺我父咽喉，血殷襟袖，壮烈成仁。”
左秀海的女儿左良知1988年将父亲在狱中写的书简交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当时左秀海在被捕后深知生命不保，临终前在给其妻的遗书中写道：“余此次舍生救国，以身殉难，因属尽国民之义务，亦正是救家救汝也。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1937年2月8日，左秀海等安东县和凤城县17名救国会成员被押解至奉天（今沈阳）浑河岸边惨遭杀害，左秀海年仅31岁。
左秀海狱中写给家人的遗书，现收藏于“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供图）
抗日英雄群体彪炳史册
在民革辽宁省委秘书长岗位退休的孟庆玲至今一谈起爷爷孟昭堂被组织上认定为“爱国的抗日志士”仍激动不已。因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孟昭堂在狱中被折磨致死，但由于当时的身份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定论。为了让爷爷有个公正的历史评价，2002年，孟庆玲开始通过各种渠道申诉。经有关部门调查，2006年，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下发《关于孟昭堂历史问题的调查结论》，结论称“孟昭堂的抗日业绩给辽东抗日斗争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孟昭堂是一位爱国的抗日志士”。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评价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中的爱国志士，对他们的后代也给予了充分的关心爱护。
早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安东地区建立民主政权，就认定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是日本侵略者对安东地区教育、工商等爱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一次集中的反革命镇压。安东省民主政府于1946年1月24日召开追悼大会，会场供奉这一惨案中的73位死难者的灵位，并向死难者家属发放体恤金。
同时，安东省民主政府重视发挥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幸存者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任命安东林科高级中学教员王奉璋为省教育厅厅长，幸存者中大部分人员回到教师岗位，也有一些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近年来，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也陆续被纳入辽宁省及部分县市党史研究的领域。2005年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永远不能忘记辽宁人民抗日斗争图文纪实》刊载“安东教育界惨案”词条；2025年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辽宁历史第一卷（1921—1949）》记述了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内容。
黄文科说，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中的爱国志士是一个彪炳史册的抗日英雄群体，他们的名字同产生在辽东地区的邓铁梅、杨靖宇、苗可秀等抗日英雄一样值得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