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程序员高广辉在周六上午倒在了家中。13:00，医院宣告他因呼吸心跳骤停而去世。他生前连续多日工作至深夜，事发当天虽然是休息日，却仍在登录公司系统处理任务。抢救过程中，他被拉进工作群，同事在11:15发来消息请求协助；他去世8小时后，还有人私聊他修改代码。他的妻子李女士说，她几乎每晚九点、十点都在催他下班，甚至靠车辆定位确认他是否离开公司。可这些努力，终究没能拦住那辆失控的列车。
这件事让人窒息的不只是加班文化的残酷，更是一个妻子在黑暗中一次次伸手，却始终抓不住丈夫的无力感。她不是在管束，而是在求救。她催的不是下班，而是想把他从那个永不停转的系统里拽出来，回到生活里来。
我们常把“工作狂”当作一种褒义词，说他敬业、拼搏、有责任感。但当一个人必须靠外力才能停下，当休息变成罪恶，当家庭成为被牺牲的对象，这已经不是奋斗，而是一种成瘾——工作成瘾。它不像酒精或药物那样有明确的戒断反应，却同样让人上瘾：不工作就焦虑，一闲下来就内疚，只有不断完成任务才能获得短暂的平静。心理学研究发现，工作成瘾者的大脑奖赏机制与物质成瘾者高度相似。他们不是在享受工作，而是在用工作逃避内心的空洞与不安。有人害怕失败，有人需要被认可，有人在家庭中找不到价值，于是把全部自我押在了职场的天平上。
这种成瘾正被整个社会悄悄鼓励。我们赞美“996是福报”，推崇“凌晨两点的写字楼”，把忙碌当作成功的勋章。老板未必明说加班，但KPI、晋升、项目截止日，早已织成一张无形的网。更可怕的是，这张网已经被内化——很多人不是被逼着加班，而是自己停不下来。哲学家韩炳哲称之为“绩效社会”：我们不再被资本剥削，而是自我剥削。我们自愿成为效率的奴隶，在“再干一会儿”的自我催眠中，一点点耗尽自己。
IT行业尤其如此。代码不会撒谎，系统不会宽容，一个bug可能引发全线崩溃。这种高度的责任感，让许多程序员把“我写的代码”等同于“我的存在”。他们不敢休假，不敢说不，甚至生病了还想带着电脑去医院。这不是责任感，是身份的错位——当一个人的价值只能通过工作来证明，他就已经失去了生活的能力。
家庭往往是最后一道防线。妻子催他下班，父母劝他休息，孩子拉着他说“陪我玩一会儿”……这些声音是人性对系统的抵抗。然而，一道防线扛不住整个系统的压力。李女士能追踪车辆定位，却拦不住工作群里的消息；她能说“别熬了”，却改变不了项目截止日。当公司文化默认“随时在线”，当同事习惯性@他解决问题，个人的意志再强，也会被一点点瓦解。
干预工作成瘾不能靠“你必须停下来”这样的命令，而要从理解开始。许多工作狂的背后是深深的不安全感。他们怕被淘汰，怕辜负期待，怕一旦松懈，就会失去一切。家人要做的不是指责他“不顾家”，而是告诉他：“你不用那么拼命，我们也爱你。”这种无条件的接纳才是打破成瘾循环的关键。
具体怎么做？可以试试这些方式：选一个平静的周末，用“我”开头说话：“我最近有点担心你，看你总是睡不好，我害怕你会倒下。”一起制定规则：每周二、四晚上7点后不谈工作，手机静音，全家一起散步或看电影。创造新的仪式：每天睡前10分钟，分享一件当天开心的小事，哪怕只是喝到了一杯好咖啡。鼓励他发展工作外的身份：报名一个摄影班，参加一次徒步，或者只是和老朋友吃顿饭。
改变不会一夜发生。但每一次他选择放下手机陪你吃饭，每一次他主动说“今天不加班了”，都是胜利。这些微小的胜利会慢慢重塑他对生活的感知——原来不工作，世界也不会崩塌；原来休息，不是浪费，而是积蓄。
值得欣慰的是，这种改变正在发生。一些企业开始推行“离线权”，下班后禁止发送工作消息；腾讯、阿里等公司试点“无会议日”“心理健康假”；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长期疲劳不会带来创新，只会带来错误和离职。社会也在觉醒。从“反内卷”到“躺平”，这些看似消极的词汇其实是集体对过度工作的反抗。它们在提醒我们：人不是机器，生活不该被工作填满。
高广辉的悲剧不应只是新闻里的一个名字。它应该成为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每个人与工作的关系。当你在深夜回复邮件时，当你在假期处理事务时，当你觉得“再干一会儿就好”时，请想想那个每晚等你回家的人。她不是在限制你，而是在提醒你：你还有生活，还有爱，还有不必用加班来证明的价值。工作可以重来，人不能重来。别让爱成为最后才听见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