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逐渐融入各行业生产体系，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问题的讨论也热烈起来。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这一热点问题，现特邀四位专家学者展开交流研讨。
孙景宇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阎孟伟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荣 岩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中心天津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
褚尔康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主持人 记者丁佳文 葛艳茹
技术突破
引发劳动价值论问题讨论
主持人：人工智能在推进社会快速发展、加速物质财富生产的同时，也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资本逻辑和人本逻辑等领域引起诸多论争与挑战。目前学界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孙景宇：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概括：（1）在“工人退场”的生产图景下，劳动主体是否发生了从工人到人工智能的质变？有学者提出，作为新型劳动者，弱人工智能生产包含着概率性、选择性等非机械逻辑的内容，可以有计划地实现既定目标，是具备了劳动基本要素的异化劳动过程；当进入超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将进行完全而有意识的劳动、构建高拟社会关系，实现生产的全面自主化和法律赋权的社会化。
还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并未解决“符号奠基”问题，其运作仍依赖数据标注、信息攫取等显性或隐性人类劳动，其创造成果是人类对自身智力的具身性超越、智能化延展，无法取代人类劳动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只是将人类劳动前置化、隐蔽化、数字化，将技术工人和更广大数字劳工的活劳动糅合在人工智能算法构建、平台搭设、数据整合和用户训练的全域生产流程中。人工智能在个别生产领域对工人劳动的替代，实质是劳动资料更新引致的具体劳动多样化，在扬弃直接劳动形式的基础上，总体工人的社会化抽象劳动并未消失，投入于人工智能生产的间接劳动和复杂劳动仍然在场。弱人工智能的产品作为其生产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却无法将人的社会性和情感性悬置于劳动之外并赋予人工智能异化劳动的可能性，人工智能表现出的能动作用只是人类以科技手段展现自身活劳动的新样态，通过自治系统的自动化表象再现了人类主体生产实践的面貌。
（2）人类劳动离场后的价值形成过程和剥削过程产生了何种异化？工人的活劳动是否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剥削是否在“无人化生产”中存在？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机器替代了工人活劳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消失，价值完全由资本家预付总资本转化而来，价值创造的来源是智力、发明和创造性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剥削和价值分配也因工人劳动退场而不复存在。还有学者认为，由机器和人共同组成的大型综合体，共同用劳动时间生产商品的价值，被剥削的不仅是人，还有机器，超出机器维护和翻新成本的那部分工作即对应机器剩余价值。机器剩余价值不仅指机器将会生产剩余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未来机器复杂性和人类复杂性相互交织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了“半机器人剩余价值”的概念，还有学者提出智能化系统所承载的人类心智能力正在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
此外，有学者从人工智能的属物逻辑和固定资本属性出发，提出其本质无外乎马克思所言“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也不断加快”，资本运动的目的和本性决定了其对人工智能的全面统摄加速了价值形成和增殖。人工智能的应用本质上是活劳动驱动下的物化劳动转移，“无人工厂”的高额利润率来自从社会总体剩余价值中分割的超额利润，即对超额剩余价值的瓜分。在工人活劳动式微的直接生产之外，商品生产过程还隐含着经由人工智能媒介拓展的广泛的人类间接劳动，人工智能作为对象化劳动仅转移了研发制造过程的活劳动价值，资本对人工智能的实质吸纳将其由中立技术异化为剥削工具。智能化不排斥活劳动要素的参与，而是对技术含量和复杂程度提出更高要求，复杂劳动的价值倍乘效应更加显著。人工智能训练学习所依赖的海量数据资源，是资本家通过平台所有权无偿盘剥所得，非资本化要素被资本奴役，一方面转化为生产要素，一方面加深了剥削的隐蔽性和广泛性。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嬗变为对劳动能力的重新定义、对劳动权利的予取予夺，借由技术垄断巩固资本霸权，实现剥削的空前强化。
（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面操控人工智能介入社会化生产后，资本的内在逻辑动因是否成立？资本主义走向消亡的历史趋势如何变化？有学者认为，资本逻辑下的雇佣劳动剥削在人工智能时代进一步强化，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转变为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对立，数字资本逻辑几乎被强加于整个人类生活。数字资本的侵袭造成劳动者成为生产生活化、工作休闲化的数字劳工，对劳动场域拓宽、劳动时间延长浑然不觉，深陷资本逻辑构建的无时空数字漩涡，彻底失去对人工智能形塑下的数字剥削的批判和反抗。即使全社会人类劳动消失，人类的消费主体性也无法被代替，人工智能从属于资本意味着资本的“自产自销”，资本循环无法实现价值增殖，将导致商品经济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崩溃，没有对外剥削的能力，“自动的物神”也就不复存在。
伴随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深度嵌合，学界也对其昭示的未来图景进行了描摹，认为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将创造出扬弃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人工智能对人类重复劳动的取代加深了劳动环节和生产过程的分离，人从纯粹自然力约束下被物化的生产环节脱离出来，社会分工在智能技术赋能下发生全域性变革，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解放开始拥有物质技术层面的支持。人工智能蕴含着人类解放的发展前景，要破除人工智能应用中的资本统摄逻辑，让人工智能真正造福于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通过共产主义应用消除异化劳动的生产桎梏。
理性看待
人工智能和人类劳动二者关系
主持人：人工智能自动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等特征对传统生产关系和劳动方式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表现出越来越多和人类劳动的相似性，应如何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荣岩：人工智能这一概念是在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的，此后经历了多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标志着该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最新的人工智能和人类劳动之间的确有不少相似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自主学习和创造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简单地对已有数据进行搜索和内容提取，而是基于概率统计识别数据中的规律，并基于这些规律进行模仿性重组与创造。使用者只需用简单的自然语言描述需求，人工智能就可自主完成语义解析、知识检索、内容生成及优化等全流程处理，最终输出之前并不存在的全新内容，整体过程和走向均由系统自主把握。第二，交流互动能力。传统人机关系一般为人类处于主导地位的单向指令模式，而人工智能和使用者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双向动态交互，人们往往要反复修改提示语才能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另外，使用者有时会从人工智能提供的材料中得到启示，产生新的想法，甚至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其提供的信息茧房。第三，处理模糊问题的能力。传统智能机器依赖严谨精确的指令程序，其运行严格遵循预设规则，通常难以像人类一样应对模糊和不确定的问题。而人工智能是基于概率机制作出优化选择，不需百分之百地精确匹配，具有一定的容错能力，即使面对语义模糊甚至可能产生歧义的问题也能给出尽量合理的答复。第四，获取隐性知识的能力。隐性知识的概念由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提出，指人们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直觉技能和经验，具有高度依赖情境的实践性，因其难以转化为明确的符号规则，通常被认为是机器和人类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然而，人工智能通过基于大量数据的深度学习，存在发现隐性知识的可能性。
在了解人工智能新特征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相比仍存在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不具备创新的主体意识。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是通过统计建模实现内容重组，即使在形式上创造出了新内容也并非有意为之。第二，不具备系统性思维。由于缺乏主体意识，人工智能也就无法对所要完成的任务作出整体性认知和规划，不能像人一样从全局出发设计问题解决路径，而只能模仿数据库中最常见的做法，因此其结果往往缺少个性，显得平庸化和匀质化。第三，不具备真正的理解能力。人工智能并不理解其生成内容所涉及的现实事物和复杂社会关系，统计上的相关性并不保证必然的因果联系，有些看似合理的答案其实并不准确，甚至可能存在常识性谬误。总之，人类劳动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活动，其本质特征在于劳动过程始终伴随着主体的对象化，在整个劳动过程开始之前，其结果就已经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之中，通过观念上和事实上的双重改造实现自我确证，这种主体性特征正是人工智能所缺失的。
正确理解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概念
主持人：在人工智能与劳动价值论问题的讨论中，我发现，其中一个重要争议点集中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劳动概念的不同理解上，请您谈一谈如何正确理解劳动这一概念。
阎孟伟：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多重含义。但就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说，劳动这个概念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一般劳动概念的界定，即“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强调劳动者通过劳动“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如果从劳动过程的结果或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这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劳动概念作出的最严谨、最明确的界定。
根据这个界定，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范畴至少有两个概念上的自我规定。首先这个劳动概念仅仅是指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物质生产劳动，因为只有这种劳动才是真正改变劳动对象既定存在形态，使之发生预定变化，从而创造出商品价值的劳动。这就是说，凡是不能使物质劳动对象发生预定变化的劳动，无论其有什么重要作用，都不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涉及之列。其次，这种物质劳动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而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总和。因为劳动力就存在于活的人体中，因而是“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劳动概念不仅有严谨的概念上的自我规定，更有严格的社会历史规定。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二重性的分析推导出劳动的二重性，即把劳动划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前者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后者则是撇开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和具体内容而抽象出来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体现的是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价值或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不管商品具有怎样的使用价值，价值只是表明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因而价值是所有商品共有的社会实体的结晶，价值的大小只能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加以衡量。这就是说，凡是不能用“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衡量产品价值的劳动，都不在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范围之内。这同时也表明，只有在商品经济中，劳动创造价值这个命题才能成立。商品经济形态构成了劳动价值论中劳动概念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其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中，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不仅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就是以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为前提的雇佣劳动。这种生产劳动的基本特征就是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把这种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称之为活劳动，它是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活劳动通过改变劳动对象的既定形态，一方面把死劳动（固定资本或不变资本）的价值转移到劳动对象中，一方面创造出新价值。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毫无疑问，只有直接的生产工人才有可能成为活劳动的“承担者”。
主持人：通过您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概念是有严格限定的。探讨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意义，第一要义就是不能滥用劳动概念，也不能滥用价值概念。
阎孟伟：的确如此。近些年，来自国外的一种非物质劳动论对我国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生产劳动日益非物质化，价值的创造主要来自非物质劳动如设计理念、方案等智能劳动产品以及情感劳动等。显然，这种非物质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大相径庭，而且不管非物质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起多大作用，如果不与直接的物质劳动相结合构成共同劳动，就根本不能创造任何价值。
在国内学界，某些学者主张把劳动区分为创造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劳动的价值创造越来越取决于创造性劳动而非重复性劳动。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解释重复性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而不能用于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度量，因为创造性劳动能够同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常常是无价的。为此他们主张要创新劳动价值论研究。然而，这种观点所谈到的“价值”根本就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那种只能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商品价值”。设想与人类解放相联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超出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因为人类解放作为对雇佣劳动制的彻底否定，必然完全超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历史条件。
还有一些学者怀疑，随着生产的智能化发展，作为活劳动承担者的直接生产工人越来越多地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这种怀疑并没有多少根据。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追求价值增殖，资本逻辑在经济运行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不会过时。只不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机器能够同时把劳动任务所需要的体力因素和智力因素投入到直接生产过程中，从而代替人成为活劳动的承担者。这是智能机器与普通机器的本质区别。
科学把握
人工智能时代的“变”与“不变”
主持人：当前，人工智能已强势介入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对现实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重塑，如何从理论思想层面应对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褚尔康：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生产模式变化的背后，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变的内核，相关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人工智能时代诸多底层问题的基本运行逻辑。首先，“变”的是生产模式而“不变”的是价值内涵。在人工智能时代，生产方式的智能化转向呈现出更加突出的技术化特征与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实践需要，并拓宽其适用的领域。人工智能时代以智能化、信息化和算法化为特征的数字经济生产过程，其本身并非只是对于传统生产方式对象和工具的简单超越，而是一种对于社会生产方式范式体系底层逻辑及其运行方式的重构。但是在这场技术剧变的表象之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与规律依然散发着真理的光辉。即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劳动所形成的商品价值，其本身依然是劳动过程中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以及商品价值本身也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回答上述问题，必须清醒认识到人工智能本身的工具属性依然是其本质性的特征，其无法也不可能完成价值的创造过程。
其次，“变”的是工具形态而“不变”的是主体属性。那么，人工智能是否在某一天会取代人的地位，而成为新的劳动主体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依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原理的基本观点，始终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视为一种对象化的工具存在。因此，无论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工具形态如何发生变化，甚至一定程度上出现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趋势，技术本身的工具性属性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形态，其人工物的特征决定了其内在的工具属性，操纵和使用工具的主体依然是也必然是人。因此，作为现代产业发展的本质因素，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数字产业技术革新，服务对象依然是也必须是人。但对于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冲击，我们既要理性看待，也要高度关注可能出现的技术失控，从而在主体性与工具性之间形成辩证的统一。
再次，“变”的是问题场域，“不变”的是理论内核。当前，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数字经济新形态，理论界形成了诸多新的研究热点和研究领域。例如，人们在空闲时通过刷短视频、浏览网页等方式进行休闲娱乐，这种行为是消费活动还是生产过程？用户提供的无酬的数字行为，其巨量数据是否是一种“产品”？其价值性如何界定，能否转换为数字资本？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研究场域，同时也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人工智能技术带来技术手段和生产模式的改变，对于传统生产力因素的介入和影响，其根本价值在于推动传统生产方式的模式化转向，实现不同生产要素体系的融合运行以及生产力要素和生产方式架构的重塑，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和创新。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社会发展“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应当在坚守理论真理性信仰的同时，积极运用理论解析相关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在“变”与“不变”的问题与理论博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与开拓创新。
主持人：我们在探讨基本理论问题时，应该坚持以现实为观照，正确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目前，学界有何见解？
孙景宇：一是坚持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毫不动摇地坚持劳动者主体地位，重构社会主义劳动者生产生活方式。谨慎界定智能劳动的概念边界，重视知识、管理、信息、数据等多种现代化生产要素的作用，构建智能经济、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计算体系。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价值观，构建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和生产力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绿色转型，促进人类社会与机器技术的和谐共生。
三是辩证认识资本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正确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分配公平，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弘扬劳动伦理正义，推动科技创新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成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