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四十年里,媒体行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从广播电视时代的“接收”到PC时代的“搜索”,再到如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推荐”。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与信息的膨胀,大众文化呈现出一幅璀璨的图景,而这种变化也让文化精神的表现面临两种极端方式的威胁:奥威尔式的监控社会和赫胥黎式的娱乐社会。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这两种方式可能会让文化枯萎,后者的情景正逐渐成真。
在数字化的今天,算法架构打破了专业机构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各种公共议题不再由传统的新闻机构主导,任何话题都能迅速成为爆点。而且这种爆点,往往不再依靠传统的理性讨论,而是借助娱乐化的手段来吸引眼球。比如,特朗普,这位政治人物几乎是全球最具娱乐效应的代表人物。每天,海量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围绕他进行各种讨论与争议,这种娱乐化的政治传播方式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政客竞选的常态。
在波兹曼四十年前出版的《娱乐至死》中,他预见到的电视将娱乐化政治、生活的趋势在今天已经愈演愈烈。波兹曼的思想深受麦克卢汉的影响,他提出“媒介即信息”,即媒介本身的特性对社会的影响远超其承载的内容。波兹曼警告过:如果不对技术保持警惕,电视和其他媒介将把严肃的公共事务转化为娱乐,导致我们不再能认真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在波兹曼提到电视的影响时,他发现“技术中立”的观点不过是个神话。现代的电视屏幕,正如波兹曼所说,往往倾向于娱乐化、碎片化,远离了严谨的逻辑性。就如同今天的社交媒体,许多公众话题已被简化为瞬间可消化的短片和娱乐化的内容,而政策讨论也变成了“挑战话题”与“表情包梗”,竞选广告被缩短至几秒钟,而政治辩论也更加依赖镜头前的“幽默”与“表现”,而非深度的思想碰撞。
特朗普无疑是这个变化的象征之一。他借助其在电视与社交媒体上的高效“演出”,把政治话语从严肃的讨论带入了娱乐化的领域。每一次他在社交平台上的发帖,都成为了网络上的热门事件,而人们也往往乐于参与其中,而忽视了事实的复杂性。这种现象的蔓延不仅影响到选举,更逐步改变了我们对公共事务的认知方式。
随着媒体形态的多样化,尤其是社交媒体的算法支配,波兹曼的警告越来越显得切中时弊。特朗普所主导的“真相社交”平台,便是现代媒介娱乐化、信息碎片化的典型例证。当“深伪技术”(deep fake)能够让人们在屏幕上看到虚假的信息时,我们的对世界的认知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与模糊。
当今的社交媒体,不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平台,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娱乐—政治操作系统”,它用碎片化、即时化的方式塑造公众认知,逐渐让我们丧失对真相的敏感度。波兹曼早已洞察这一点,并警告我们,媒介的性质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接收信息,更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
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波兹曼的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穿透力。从特朗普到TikTok竞选短片,我们在屏幕上的每一个瞬间,似乎都在体验着他所警告的“娱乐至死”的时代。而这种“娱乐至死”的背后,是信息的无限膨胀与对深度思考的削弱,真相也越来越像是一个随时可以被编辑和重构的流行符号。
从波兹曼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满足于对事物的深度探讨,而是追求瞬时的刺激与娱乐感。特朗普通过社交平台不断轰炸公众的视野,使得每个政治行为都变成了可以随时观看、转发和评论的娱乐内容。未来的政治将如何发展,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一切背后的娱乐化趋势是否能真正引领我们走向更加理性和深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