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血战台儿庄》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抗战影片，它不仅是抗战题材电影的开山之作，也是电影史上的一部里程碑之作。广西电影制片厂在这部作品中的贡献，不容忽视。尽管时光已流逝四十多年，这部影片依旧被观众津津乐道，经久不衰。
在网络上，关于该片的经典片段广泛流传，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李宗仁所说的那句：“再电汤恩伯部：要他，务必于四月六日拂晓前，以军团主力，向台儿庄之敌背后发起总攻。军令如山，军法无情，如贻误战机，当以抗命之罪，严惩不贷。”这句台词成了影片的经典，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这部电影中，汤恩伯被描绘成一个为保全自己，极力回避战争、违抗命令的形象。然而，真实的汤恩伯却是被誉为抗日名将，日军称其为“支那之虎”，更被日酋圆部和一郎在电报中列为“天字号第一大敌”。李宗仁与汤恩伯有着深厚的个人恩怨，因此，很多人对汤恩伯的评价，实际上是基于李宗仁的个人叙述。客观来看，李宗仁对汤恩伯的评价是片面的，且带有浓厚的情绪色彩，并未真实反映汤的全面形象。
1949年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李宗仁接任副总统，成为代总统。尽管李手握权力，汤恩伯却在军队中的地位稳固，不仅对李宗仁的指挥漠不关心，甚至敢公开与李争执。这种情况让李宗仁对汤恩伯产生了深深的怨恨。李宗仁对汤的评价充满个人情感，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抗战一开始，汤恩伯便积极参战，南口一战中，他成功重创了日军，令日军十分忌惮。而在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更是功不可没。若没有他率领部队的最后一击，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几乎无从谈起。至于影片中他屡次违抗李宗仁的命令，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实际上，战场瞬息万变，李宗仁虽然在徐州指挥，但远离前线，难以感知敌情的变化。汤恩伯的判断基于前线的实际情况，而李宗仁却一味强调出击时机的把握，忽视了周围已经有日军逼近。若汤恩伯过早出击，暴露了军团主力，必将遭遇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的夹击，台儿庄的战斗成果也将岌岌可危。
汤恩伯领导的第20军团，作为徐州会战中的一支精锐部队，担负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事实证明，汤恩伯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军事才能不容小觑。他灵活变通，不拘泥于死板的战术，在长达20多天的台儿庄东北山区战斗中，他带领部队穿插回旋，日均行军超过40公里，成功摆脱了日军的围困，并最终反包围敌人。正是在汤恩伯的巧妙指挥下，日军在最关键时刻遭受了致命一击，最终迎来了台儿庄大捷。
战后，汤恩伯因其在台儿庄大捷中的杰出表现，获得了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这一荣誉是国军中的最高奖赏，整个徐州会战中，仅有两位将领获此殊荣。值得一提的是，汤恩伯的勋章是李宗仁亲自为其争取的。而李宗仁在评价汤恩伯时，也指出汤恩伯忠诚勇敢，果断敏捷，能够审时度势、侧击敌人，认为他是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基石。
此外，白崇禧也高度赞扬了汤恩伯的军事才能，认为他用兵得当，灵活机动，迅速果断，堪称台儿庄大捷的首功之臣。
总的来说，汤恩伯在徐州会战中的突出表现，取得的战功是不可否认的。李宗仁因未能完全掌控汤恩伯，便有意贬低其功绩，显然缺乏客观性。然而，汤恩伯的表现确实十分出色，他在抗战初期的多次战役中，如南口、子洪口、台儿庄及豫南等地，都有着卓越的表现，令人为之赞叹。不过，1942年调入一战区后，汤恩伯的部队逐渐没落，战斗力下降，战绩平平，声誉也因此受损，尤其在1944年豫中大会战中，汤所部的战斗力迅速崩溃，败退无力。
蒋介石下野后，将长江防线交给了汤恩伯，任命其为宁沪警备司令，显然蒋介石看重的是汤恩伯的忠诚，而非他的战功或其他品质。此时，李宗仁已接任代总统，蒋介石之所以重用汤恩伯，是为了通过他来制约李宗仁。李宗仁尽管身为国家元首，却无法控制汤恩伯，而在蒋的安排下，汤恩伯成为了限制李的工具。李宗仁的自尊心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未能有效掌控军队指挥权。
虽然《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非常成功，但它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瑕疵，特别是在对汤恩伯形象的塑造上，未能做到全面客观。事实上，汤恩伯并非如电影中所描绘的那样懦弱，也没有像李宗仁所称的那样抗命不遵。在战役初期，他并没有全线出击，反而是因为时机未到，他做出了合理的战略安排。而在抱犊崮一带成功阻击坂本支队，正是他的正确决策。
李宗仁在台儿庄大捷后，虽一度名声大噪，但也很快走向了边缘化。蒋介石担心李宗仁的声望过高，便在抗战后期故意将他排挤到次要位置。南方战场上，薛岳成为了主角，李宗仁则逐渐失去了指挥权，蒋介石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削弱了李的影响力。
台儿庄大捷的胜利，蒋介石最初是非常高兴的，但由于这场胜利的部队并非正规军，而是由西北军、川军和滇军等组成，蒋介石对这场胜利的宣传很快就有所收敛。李宗仁在徐州会战中的出色表现让蒋介石感到威胁，因此他将李从战区调离，给他安排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务。
总之，汤恩伯绝不是电影中那位懦弱的形象，也不是李宗仁口中的那位叛逆者。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抗日将领，在抗战初期，他立下了许多赫赫战功，值得铭记。
